英国孩子都是怎样学中文的

外国人能说普通话早已不稀奇。随着“汉语桥”中文比赛、《非正式会谈》等电视节目的热播，越来越多的“老外”正成为中国观众熟识的“中国通”。

除开设中文专业的各大院校，孔子学院应属辐射范围最广的汉语教学机构。当前孔子学院遍布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有500多所，约有210万名注册学员。作为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孔子学院的院长，杜可歆（KatharineCarruthers）本科专业为中文，又是英国第一批来中国的留学生，因此可算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通”。

初见杜可歆第一印象是欧洲人典型的高个子和学者式的瘦削，言语中却不见传统认知中的英式保守与严肃，反而时常伴随爽朗的笑声，后续交谈中，杜可歆也把这种固有印象解释为“oldthinking”。

再与她深入交流，又能感受到明显的中国风格。普通话流利是一方面，但更多是来自于她可以地道使用富含中国社会及时代特色的词汇，比如“年会”、“改革开放”、“揭牌仪式”等。

为了更好地沟通，笔者提前搜索了国家汉办（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孔子学院总部）的英文名称，但在交流过程中，杜可歆很自然地脱口简称“汉办”。

可能这与她在中国的留学经历有关。

“老外”眼中80年代的北京

1979年，刚刚开放的中国迎来了第一批英国留学生，杜可歆作为其中一员进入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学习。当年全英共有25名中文专业本科生，杜可歆就是这25名学生之一。

第一次来中国，杜可歆对北京的印象是“到处都是胡同”，几乎没有高楼，除了崇文门，印象中最高大的只有北京饭店和友谊宾馆等老牌建筑。

时值改革开放初期，学校使用的教材也偏严肃。据杜可歆回忆，由于缺少生活化的内容，刚开始的口语水平连买块肥皂都有困难。因为少有高鼻深目的外国面孔，路遇行人还会被盯着看。

有张照片曾生动反映这一图景，那是皮尔卡丹第一次来中国时美联社记者所拍。同样在1979年，皮尔卡丹在中国办了第一场时装表演。

不过恰好从那时起，中国进入了发展最快的时期。

由于经常往返中英两国，杜可歆感受颇深。“那时候（我们经常）从市中心骑自行车到北大、北语，（道路）中间都是草地，路上只有公车和自行车。”

回到现在杜可歆指向采访间外车水马龙的立交桥“现在这里完全不一样了。”

80年代毕业后，杜可歆在英中贸易协会任职，得以密切接触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同时也感慨中国变化之大。可能也是这段工作经历令杜可歆预测到中国日后的潜力，从而较早意识到汉语教育的重要性。

面向中小学的孔子学院

目前杜可歆所在的孔子学院下设于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是其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附属高中联合开展的双边合作项目，并得到汉办孔子学院总部的支持。

谈到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CollegeLondon，以下简称UCL），或许部分读者易与伦敦大学和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ing'sCollegeLondon，以下简称KCL）混淆。伦敦大学为包含十几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大学联邦，UCL和KCL为其最初的创校学院。两者虽属伦敦大学旗下学院，但都拥有独立的大学地位，且都为世界顶尖大学。而教育学院（IOE）则为UCL的下设学院。

杜可歆作为UCL孔子学院最初的推动者，自2007成立起开始担任院长职务。在这之前她为剑桥大学考试局编辑汉语考试试题，也在剑桥附近多所学校开设中文课。

因此UCL孔子学院区别于大部分依附于中文系的孔子学院，其依托的是教育学院，以研究中小学汉语教育为特色。这一特点也是UCL孔子学院在汉办支持下的首创。

在UCL孔子学院成立之前，英国很多中小学都有开设汉语课的意愿，学生、家长也有这个需求，但当时的汉语教育面临三个难点：师资难、教材难、考试难。

与国内中小学选拔外教时一度只偏重“母语为英语”类似，此前英国中小学招聘汉语老师也以“中文流利”为重。因为职业汉语教师太少，教学能力等的选拔标准只能暂且搁置。同时即便有少数开设了汉语课的学校也缺乏统一教材，授课内容基本为老师自己设计。

而对于中学生来说汉语考试的难度则打击了他们选择汉语的积极性。在英国学习法语、德语的学生居多。在旧的考核标准（大学入学考试）下，汉语与德、法语的试题难易程度相等，而德语与英语同属日耳曼语系，在付出同样努力的情况下，自然是考德语能拿到一个更好的分数。

UCL孔子学院成立后，着重解决这三项难题。其与英国考试局合作更新了汉语考试标准，让试题的难易程度更合理；同时编写系统教材，为中小学校的课程设置提供参考；另外依靠IOE在教育学方面的优势，着重培训汉语职业教师。

随着英国中小学汉语教师的专业性和职业化日渐增强，经杜可歆估算，从孔子学院走出去的老师大概能占到总体的20%。

2016年，英国政府出资1000万英镑启动“中文培优”项目，为项目内学生强化中文培训，目标为至2020年项目结束，有5000名中学生达到中文4级或5级水平，这一水平意味着简单交流无障碍。

杜可歆在这一项目中担任总负责人角色，继续支持在各中学开设孔子课堂，不过之前主要在伦敦，现在已扩展至整个英格兰。UCL孔子学院在其中主要负责学生的基础汉语教学，而这些学生到12、3岁时，会到中国参加中文夏令营，这一活动由英国文化协会与汉办共同组织，也是“中文培优”项目的核心组成部分。

采访当天有300多名学生正在中国参加该活动。为期两周的夏令营内，这些英国孩子会在中国的高校等机构学习汉语，并走向城市的大街小巷进行巩固练习，同时体验中国文化。

图为“中文培优”项目学生为当天的公园采访活动准备提纲

英伦=保守？

截至去年年中，孔子学院在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开办500多所，而那时距离位于首尔的第一家孔子学院开办还不到13年，毫无疑问正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学习汉语，但在孔子学推广的过程中，也路遇坎坷。

2014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相继停办孔子学院，与此同时在加拿大也有类似事件。

与此同时孔子学院在英国一直进展顺利，也是欧洲孔子学院数量最多的国家。在汉语推广这件事上，为何普遍印象中开放自由的美国反而比传统保守的英国更艰难？

杜可歆表示这种对英国怀有的“传统保守”印象本身也是一种“oldthinking”。事实上英国的商界和学术界国际化程度非常高，包括伦敦大学学院在内的大学一贯态度开放，因此很容易建立全球合作关系。

或许是伴随英国经常出现的宫廷、贵族、礼仪一类字眼让我们产生这种印象，但恰恰忽略了四面环海的地理环境其实也赋予英国社会接纳包容的基因。

不过面对东西方差异，文化冲突依旧不可避免。文化思维直接影响对话逻辑，正如那个收到赞美该说“谢谢”还是“哪里哪里”的经典实例，面对10多岁的孩子，平衡两种文化的冲突似乎有些棘手。

杜可歆的理念是无需刻意寻求中和或强调差异，随着年龄增长孩子会理解不同的处世哲学。

接触不同的文化让人学会理解与尊重，但接纳并不等于改变，认可外来文化也不意味抛弃现有文化，过于厘清两者差别反而增加困惑，而现阶段的小孩实际对哈利波特一类的话题更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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