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撤出香港前做了损害香港的事情吗

你好是的。

这个问题很大，实际上回答不能想当然地说出A/B/C这样的答案，根据我能查到的资料，尽量客观地呈现出来。

1.把香港在历史机遇上的成功单纯归于英国人的管治。

50年代以来，由于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封锁，美国实行禁止一切对华贸易的全面禁运。共和国政府结果通商口岸后，把外国公司逐出，香港成为世界与中国贸易的主要关口，加上为了逃避共产党和对国民党失望的上海实业家大量涌入，制造业获得快速发展。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制造、贸易中心逐步向内地、向北移动，香港的对外经济相对地位下降，这种影响随着回归时逐渐增大，令港人感到“今不如昔”。

1958年，英国本土收到主要来自香港的进口廉价纺织品冲击，大批工人失业。下议院曾对香港制造业工作环境进行调查，认为其差得有失体面，并认为必须改善。当时香港的繁荣或许在很大程度靠剥削工人和大量使用现代化设备，银行业的有力扶持意义重大，政府对商业的彻底开放、不加干预政策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事实上英国政府在二战后恢复管制香港将近20年后，英国下议院仍有人回避讨论香港问题。

客观上香港在历史上取得的成功，并非来自英国人的惠泽，与此相反，是当时港督葛量洪爵士一直奉行“不能动摇香港本来就不平稳的局面”的政策，和以上海为代表的中方人才、技术、资本带来的产物。

2.客观上造就了2代缺乏国民认同感的市民，让他们对自身的认知带来局限性。自己本非英国人，目前也不愿意与中国大陆人为伍。

香港是世界上少见的、在100多年里没有进行国民教育的非原始地区。

当香港失去与中英两国的文化联系后，它成了一座浮城。香港作家西西在小说中说，“浮城，有城籍无国籍的城市”1997年回归后，浮城找到生根的土地。香港人的身份困惑出现在1967年之后，这一年发生的反英暴动，促使港英政府推行新的教育从文化上割裂香港和大陆的关系，港英政府为每一位学童提供关于“英国人的理想与习俗”的“基本教育”。1975年九龙崇真中学一位教师因带学生参观“中国近代史图片展”，当局以“带领学生参加政治活动”为由，欲解雇该校校长。

二战后香港人均GDP超越了英国，经济的发展促使60/70年代出生的港人萌发本土意识却逐渐加强。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香港人对国家的观念相对薄弱，回归后，仍有人对国民身份不清楚。但是他们对自己身为“香港人”非常认同。根据2012年《东方日报》抽样民调，超过65%港人认为自己是纯粹的香港人、香港身份优先于中国人，80后以后出生人群对中国人身份认同比例更低。

3.长期的殖民地统治习惯上忽视民意，但回归后本地官吏缺乏长远的管治方针与坚定施政措施，施政过分受制于民意，民粹力量过于强大。

英辖期间港英政府对经济尽可能采取放任自由的政策措施。在60-70年代，特别是文革期间大量广东人涌入香港，从事起轻加工业、出口贸易等劳动密集型行业，自由主义是有利于释放生产力，并让香港跻身最有活力的新兴经济体行列，一方面普通工薪阶层收入待遇大幅提升，全社会弥漫“星期一到星期七多老多得”的积极气氛，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以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等以实业起家的家族，以资本化手段开始影响到香港政治话语权。在这种背景下，推崇无为而治的港英政府逐步成为了大资本家族的代言人。

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低廉的地租、人力成本、积极的政策支持，吸引港资企业大举北上，产业的“空心化”让原本体量庞大的香港实业工人生计大受影响，他们既不想到低层次的基础服务业中，也无能力从事高收入的金融、银行、证券等行业，两头不着岸，逐渐形成了一个“牢骚阶层”，进退两难。他们的子女绝大部分80后、90后，也延续着父辈们的老路，能上大学的凤毛麟角，大部分高中毕业就被抛给社会，但社会上却没有充足的岗位。从事餐饮、零售、服务行业还要跟一帮大叔大婶竞争。

与此同时资产阶层、高端专业人士等人群，他们在大陆开放中机会机会更大，赚钱更多，香港本地产业空心化对他们几乎毫无影响。香港就是这样一个哑铃型社会，精英有钱人多，底层市民也多，中产可以说是风中之烛，在金融界、地产界的双重压迫下生活被迫捆绑于银行债务、房屋负担成为“高端奴隶”。

香港回归之前的关键阶段，本土资本财阀是中共极力拉拢的对象，李嘉诚、包玉刚、邵逸夫等也都常以“爱国商人”身份出现在内地媒体，用大陆投资机会换取他们的支持，而他们在香港的影响力往往被中央所默许，成为制约港英政府的一股“可控力量”。另一方面一旦他们的利益与回归后的特区政府利益向悖，结果往往可想而知。

董建华上任期间，曾经提出“居者有其屋”计划，让低收入阶层能以市价1/4的价格买入接近商品房品质的楼房，只能自住不能交易。由于当时恰逢政治亚洲金融风暴，随后两年香港楼价暴跌，有产阶层（约有24万炒楼者、供楼者）纷纷变成“负资产”（即现有资产市价也抵不上银行负债），连带着金融银行业的利益，反对董建华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