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劳动构成分类中，( )数量是随城市规模变动的。

在劳动构成分类中，( )数量是随城市规模变动的。

A 、劳动人口

B 、基本人口

C 、服务人口

D 、被抚养人口

参考答案

【正确答案：C】

本题考查知识点是劳动构成中各分类特点。基本人口是指在工业、交通运输及其他不属于地方性的行政、财经、文教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他不是由城市的规模决定的，但他决定城市的规模。服务人员是指为当地服务的企业、行政机关、文化、商业服务机构中工作的人员。他的多少随城市规模而变动。被抚养人口随职工人数变动。

论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

论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

马克思既看到了它的具体性，又看到了它的抽象性。怎样简论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劳动二重性劳动价值论政治经济学

论文摘要 ：劳动二重性学说是马克思首先发现并论证的。以劳动二重性为依据，马克思在扬弃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观点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从而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劳动二重性学说是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全部政治经济学的起点和枢纽，是坚持和发展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一环。

一、劳动二重性学说克服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性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从1蒲式耳谷物=1盎司白银公式中找到了商品价值是由等量劳动计量的规律，指出商品价值量同劳动时间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他说“如果发现了新的更丰富的银矿，因而获得2盎司白银和以前获得1盎司白银同样容易，那么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现在的谷物1蒲式耳售价10先令，和以前1蒲式耳售价5先令，同样低廉。但他又说“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尽管“配第已经意识到他的发现的重要性及其在具体应用上的困难。因此为了达到某些具体的目的，他也试走另一条道路”，即“必须找出土地和劳动之间的自然的等同关系，以便价值可以随意‘在二者之一，或者更好是在这二者之中’表现出来”。 结果，配第认为，“一个成年人平均一天的食物，而不是一天的劳动，乃是衡量价值的共同尺度”，这样配第在价值探讨中就走人了迷途。其根本原因是配第混同了创造价值的劳动和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他把生产金银的劳动看做是直接生产交换价值的，把其他劳动看做是生产使用价值的。

亚当·斯密为了回答“什么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换言之，构成一切商品真实价值的，究竟是什么?”他从劳动分工出发，认为“一个人是贫是富，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或娱乐品。但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各人所需要的物品，仅有极小部分仰给于自己劳动，最大部分却得须给予他人劳动，所以他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一个人占有某货物，但不愿意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来说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他在说明劳动价值论时又提出了两个自相矛盾的价值规定。“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惟一标准。”“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劳动的全部生产物都属于劳动者自己。”在“进步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的“真实价格”不再单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构成，而由工资、利润、地租三者构成。“这三个组成部分各自的真实价值，由各自所能购买或所能支配的劳动量来衡量。劳动不仅衡量价格中分解成为劳动的那一部分价值，而且衡量价格中分解成为地租和利润的那些部分的价值。”无论什么社会，这三者都或多或少地成为绝大部分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人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这就树立了又一种价值规定尺度，脱离了劳动价值论，得出“斯密教条”那样的错误结论。虽然斯密曾试图依靠劳动的两面性作为自己的方法论，描述经济过程的外部形式，反映了具体劳动的不同体现接近于用抽象劳动的观点去考察经济过程内部联系，但没有成功，其症结在于他不能区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不明白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于是不懂得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外部形式与内在本质的对应关系。马克思指出“斯密自己后来也抛弃了自己的理论，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来源，恰好要到他的科学的起点上去寻找”。

李嘉图始终坚持劳动价值论，说“我的价值尺度是劳动量。”“耗费在一件商品上的劳动……是商品实在价值的尺度。……交换价值是由实在价值来调节的，因而是由耗费的劳动量来调节的。并指出决定商品价值的是必要劳动，“一切商品，不论是工业制造品、矿产品还是土地产品，规定其交换价值的永远不是在极为有利、并为具有特种生产设施的人所独有的条件下进行生产时已感够用的最小量劳动，而是不享有这种便利的人进行生产时所必须投人的较大量劳动也就是由那些要继续在最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的人所必须投人的较大量劳动。这里所说的最不利条件，是指所需的产量使人们不得不在其下进行生产的最不利条件。’，困印他是“用劳动时间确定价值的学派领袖”。但李嘉图价值理论也存在缺陷和矛盾。“第一个困难是，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如何同价值规律相符合。第二个困难是，等量资本，无论它们的有机构成如何，都提供相等的利润，或者说，提供一般利润率。实际上这是一个没有被意识到的问题价值如何转化为费用价格。这主要是因为，李嘉图从没有研究过生产商品的劳动的性质，忽略了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马克思曾批评李嘉图只是从“价值”概念出发……只是注意价值量的规定，没有对作为使用价值和价值统一物的商品本身进行考察。

劳动二重性理论在于，马克思比李嘉图更善于运用辩证思维方式来分析创造价值的劳动范畴，对于同一劳动过程，马克思既看到了它的具体性，又看到了它的抽象性。“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的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也就是说商品的二因素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决定的，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商品二因素不过是劳动二重性的产物和表现形式。这样使用价值和价值就以商品不同性质的属性而存在，具有各自不同的源泉，从而根本结束了连古典学派的优秀代表人物也经常发生的混淆现象。

二、劳动二重性学说奠定了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

马克思把劳动二重性引进政治经济学，“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确定了价值不外是这种劳动的凝固”。马克思认为抽象劳动“是对事实的全部理解的基础”，“是批判的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是“我的书最好的地方”和“崭新的因素”。因为抽象劳动的共同性和无差别性决定了各种不同的具体劳动以及各种劳动产品可以比较和交换，第一次从根本上解决了商品价值质的规定性抽象劳动的抽象性决定了商品价值自身不能表现，马克思说“和商品本身的粗糙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中连一个自然物质的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们作为价值是不可捉摸的。抽象劳动是一种“同幽灵一般”的东西，必须在交换中才能表现抽象劳动的历史性表明了价值是个别劳动者借以表现为社会劳动的一种特定社会形式。劳动具有个别性，又具有社会性，各个商品生产者相互取得对方的产品时，必须计算产品中包含的劳动量，按照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进行，商品的价值量不能由生产它的个别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至于复杂劳动，马克思认为，它是简单劳动的倍加，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劳动是抽象的简单劳动，从而第一次天才地论证了只有人类的抽象劳动形成价值，且只有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才形成价值。

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也认识到，商品价值是劳动创造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但古典学家只有一个笼统的“劳动一般”的'概念，从来没有明白创造商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和形成商品价值的劳动有什么不同，而是把二者混淆，甚至把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说成是价值的实体。因此他们始终不能说明，为什么生产各种不同使用价值的异质的劳动能够成为形成价值的同质的劳动问题只能纠缠在交换价值的数量上做文章，而不考察它的质量问题，犯下不能从劳动的质和量两方面进行分析的片面性错误，最终成为不彻底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剖析了这个不彻底的劳动价值论，区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劳动，他指出“经济学家毫不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有二重性一使用价值和价值，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简单地分析劳动，就必然处处碰到不能结实的现象。实际上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

李嘉图认为商品的价值只能由耗掉的劳动决定，而价值量的大小则与这种劳动成正比，价值仅包括直接生产该商品时耗费掉的劳动，不包括生产生产资料时所需要的劳动。但他不知道新价值的创造和生产资料旧价值的转移如何进行，最后又回到“斯密的教条”。劳动二重性学说科学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新价值的创造和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之所以能够同时进行，是由于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作为具体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转移并保存生产资料的旧价值作为抽象劳动，则创造新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劳动的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只要运用生产工具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就必须消耗人的体力和脑力反过来，劳动力只要进行生产性消耗，就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

可见马克思是根据劳动的功能或质的不同对劳动进行深层分类，概括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等新的劳动类别形式的，他将隐藏在劳动中的内在矛盾即劳动二重性认定为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据此构建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石的经济思想大厦。正是由劳动二重性概念，马克思得以揭示劳动生产率的二重结构和决定劳动生产水平的诸要素的二重性。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同时又指出“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强度的增加，从一方面来说起着同样的作用。它们都会增加任何一段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总额”。

三、劳动二重性学说是理解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的枢纽

《资本论》的逻辑力量皆源于劳动二重性理论，这部经济学宏篇巨著屡遭批判而不毁，就在于还没有人对马克思独创的劳动二重性学说提出令人信服的质疑。

任何一种理论体系只要是真正科学的，必须包含三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是反映客观现实的一整套范畴及其合乎逻辑的发展二是内在于这些范畴中的联系，主要是相关范畴之间的矛盾及其发展三是支配这些联系或其中矛盾运动的规律性。政治经济学就具有这三个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完成了这些工作之后，就能用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把由分析得到的各种范畴、它们之间的矛盾及其发展的规律性系统地叙述出来，从而使原先占有的错综复杂的材料在思维中完整而有条理地重现。《资本论》就是这样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科学地揭露出来的，因而是由科学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一一一整套范畴、相关范畴之间的矛盾及其发展、支配这些矛盾发展的规律性—构成的。要了解劳动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就要按照《资本论》的这三个有机组成部分来进行探讨。

从范畴考察依据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可以分别看到与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有关联的一系列范畴具体劳动—使用价值(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劳动过程—不变资本—生产无限扩大抽象劳动—价值(交换价值)—剩余价值一一价值增殖过程—可变资本—劳动群众的购买力相对缩小劳动—商品—货币—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率—工资—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资本有机构成—相对人口过剩—经济危机。这一整套范畴都是从劳动二重性产生的，不发现劳动二重性就不可能得出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这一整套的科学范畴，也就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

从相关范畴的矛盾考察，可以看到各对矛盾之间的关联劳动二重性矛盾—商品二因素矛盾—商品与货币矛盾—劳动与资本矛盾—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占有制的矛盾—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矛盾一一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一系列矛盾(生产无限扩大与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经济危机的爆发。这些重要的矛盾都是由劳动二重性矛盾产生的。不发现劳动二重性，就不可能洞察这些矛盾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过程及其灭亡的必然性。

从支配这些矛盾运动的几个重要规律考察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它支配着劳动二重性的矛盾运动，从而支配着商品二因素的矛盾运动作为价值规律的变形—商品流通规律支配着商品与货币的矛盾运动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产生的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支配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方面和一切过程的矛盾运动由于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产生了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人口规律。这两个规律又共同支配着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矛盾运动，支配着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一系列矛盾运动，特别是生产无限扩大与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运动，最终导致周期性的相对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爆发。所有这些规律都是与商品的价值密切关联的，而价值则是抽象劳动创造的。如果不区分劳动二重性，不把抽象劳动从劳动中划分出来，就不可能认识上列这些规律，也就不可能理解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

从资本流通过程及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考察，资本流通过程包含资本循环、资本周转和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其中所分析的范畴、矛盾与规律，无一不与劳动二重性有关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产业资本、商品经营资本、货币经营资本和生息资本，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利润率、平均利润率规律、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所有这些特殊形式、转化形式等，必然与它们所由产生的各种范畴和规律一样，都与劳动二重性密切相关。马克思正是由于发现了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才深刻地揭示了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说明了商品二因素的关系，阐明了价值的本质、价值实体、价值量以及价值形式和价值规律等问题，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也正是由于劳动二重性的发现，才找到了破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种现象的密码，由此为建立剩余价值论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为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经济理论准备了理论前提。马克思把劳动二重性视为剖析资本主义关系的方法论，指出“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

四、劳动二重性学说是劳动价值论重获新生的关键

对于马克思对劳动二重性的发现和论证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进程中的劳动二重性矛盾发展的研究，列宁肯定地讲“为我们揭明了这些矛盾以及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在这个社会的开始直到终结的过程的发展和生长，和运动”。但马克思在概括劳动二重性范畴并对其含义进行论述时，却只是把劳动二重性双方看作是劳动的两个不同特性或是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劳动所进行的认识，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其发现的重要理论价值和意义，甚至又不可避免地使他将其发现与古典学者们的发现相混同了，并使之成为后人深化认识劳动二重性范畴时难以逾越的框框、瓶颈或盲点。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中的这些不完善性对于后人据以进行的社会实践导致诸多挫折、对于之后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本身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惟有如此劳动价值学说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才会更具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的指导性。劳动二重性范畴不仅应当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而且更应当是发展和完善劳动价值理论的“枢纽”和突破口。

具体劳动是在一定具体形式下进行的劳动，如学者和农夫的劳动。但马克思认为，不借助知识力的运用，就不能区分两个都在付出体力的劳动者谁在从事复杂劳动。马克思的失误在于他对简单劳动的“过度抽象”。因此要坚持劳动价值论的一元论，就必须坚持马克思关于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范畴，取消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范畴。因为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只是程度上或量上差别，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界定则意味着质的差别，是两种性质的劳动。根据上述逻辑推理，具体劳动既非古典学派的个别劳动范畴，即以整体的形态存在、可相对独立地生产或创造出具有某种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或财富的个别劳动现象，也非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形式的耗费”，只能是劳动内在矛盾中的一个方面，是劳动的前提性条件或可能性的劳动。它在不同情形下有不同的意义，马克思劳动二重性中的具体劳动所具有的意义只适应于这种情形—当它只是作为劳动二重性中与抽象劳动方面相对应的一方存在时。具体劳动诸要素的含义及其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是与时俱进的。

抽象劳动是马克思通过辩证逻辑的方法对劳动内在本质矛盾中关于生理学意义上的能量耗费一方的概括。马克思说没有上述具体劳动方面的抽象劳动方面或能量耗费也非劳动，至多只能是某种娱乐或休闲活动。但马克思关于抽象劳动的定义有失偏颇他仅把抽象劳动看成是人的体力和脑力的耗费，脑力和听力、视力、手力、脚力一样，都是身体器官的功能，都是体力的一部分，抽象劳动应该是体力和知识力的综合运用劳动力既属于个人(体力)又属于社会(知识力)，包含在商品中的价值和剩余价值不仅是雇佣工人创造的，而且随着知识力的积累，价值的创造就越来越依赖于社会相对于具体劳动，抽象劳动作为相同的人类劳动，具有同质性从不同人的不同抽象劳动来看，又会有劳动复杂程度、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的不同，既可以是不同量的，又可以是不同质的。

深化认识劳动二重性学说，就要把握它们之间对立统一关系。劳动二重性中任何一方相对于一完整的劳动或个别劳动现象，都只是其内在的一个不可或缺、相互依赖的方，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双方在对立统一关系和过程中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并起着不同的作用。劳动二重性双方的对立统一体-一一劳动及其成果，既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方面的表现形式，又完全不是它们双方中的任一方了。马克思指出劳动产品或商品中所具有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即商品二因素)，不过是劳动二重性双方及其关系在前者中的延续或对应。但他却并未进而去揭示这种延续或对应关系中隐藏着的更深层的含义和理论意义。商品二因素的辩证关系，不仅表现在质上，还要通过量的形式体现。比如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量是如何形成和计量的、又是通过何种数量关系相对立统一而形成反映商品的交换能力的交换价值量的、如何最终转化为生产价格和价格这些货币表现形式等问题，都既是上述辩证关系的一种自然发展过程及结果，也是必须要从理论上加以解决的，必须相应按前述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因素所具有的辩证关系链，对应地提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二重性，并将其与劳动二重性、商品二因素之间有机地联系起来。

恩格尔系数关于一次函数的应用（急）

1857年，世界著名的德国统计学家恩思特(恩格尔阐明了一个定律：随着家庭和个人收入增加，收入中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比例将逐渐减小，这一定律被称为恩格尔定律，反映这一定律的系数被称为恩格尔系数。其公式表示为：

恩格尔系数（%）= 食品支出总额 /家庭或个人消费支出总额×100%

恩格尔定律主要表述的是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随收入变化而变化的一定趋势。揭示了居民收入和食品支出之间的相关关系，用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来说明经济发展、收入增加对生活消费的影响程度。众所周知吃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在收入水平较低时，其在消费支出中必然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收入的增加，在食物需求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消费的重心才会开始向穿、用等其他方面转移。因此一个国家或家庭生活越贫困，恩格尔系数就越大；反之，生活越富裕，恩格尔系数就越小。

国际上常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在我国运用这一标准进行国际和城乡对比时，要考虑到那些不可比因素，如消费品价格比价不同、居民生活习惯的差异、以及由社会经济制度不同所产生的特殊因素。对于这些横截面比较中的不可比问题，在分析和比较时应做相应的剔除。另外在观察历史情况的变化时要注意，恩格尔系数反映的是一种长期的趋势，而不是逐年下降的绝对倾向。它是在熨平短期的波动中求得长期的趋势。

恩格尔定律与恩格尔系数

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对消费结构的变化得出一个规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则会下降。推而广之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中（或平均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国家的富裕，这个比例呈下降趋势。恩格尔定律的公式：

食物支出变动百分比

食物支出对总支出的比率(R1)＝——————————

总支出变动百分比

或

食物支出变动百分比

食物支出对收入的比率(R2)＝——————————

收入变动百分比

R2又称为食物支出的收入弹性。

恩格尔定律是根据经验数据提出的，它是在假定其他一切变量都是常数的前提下才适用的，因此在考察食物支出在收入中所占比例的变动问题时，还应当考虑城市化程度、食品加工、饮食业和食物本身结构变化等因素都会影响家庭的食物支出增加。只有达到相当高的平均食物消费水平时，收入的进一步增加才不对食物支出发生重要的影响。

恩格尔系数是根据恩格尔定律得出的比例数，是表示生活水平高低的一个指标。 其计算公式如下：

食物支出金额

恩格尔系数＝———————

总支出金额

除食物支出外，衣着、住房、日用必需品等的支出，也同样在不断增长的家庭收入或总支出中，所占比重上升一段时期后，呈递减趋势。

补充：

一、恩格尔系数的概念及其广泛运用

恩格尔系数是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恩格尔对当时比利时的三个阶层作了统计调查，得出如下图表：

食粮费 衣着费 住宅费 燃料费 文教卫生娱乐费

一般劳动者家庭

中等阶层家庭

高等阶层家庭 62%

55%

50% 16%

18%

18% 12%

12%

12% 5%

5%

5% 5%

10%

15%

从这个统计表中可以看出，收入少的阶层指出食粮费的比率反而高。随着收入的增加，食粮费支出比率渐次减少，衣着费的支出比率也渐次减少但比率变化较少，住宅费、燃料费的支出比率保持不变，文教卫生娱乐等杂项费用支出比率随所得增加急速增长。

恩格尔系数是经济学中最早确立的两个函数关系之一。恩格尔系数一经提出就得到广泛的认同，并一直被广泛运用于统计工作之中。人们一般认为，恩格尔系数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衡量一个家庭或国家消费水平的重要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生产水平和经济状况。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恩格尔系数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富裕程度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

在中国恩格尔系数同样受到高度重视。无论是政府机关的工作报告，还是新闻媒体关于本地居民的生活水平的报道，都可以见到恩格尔系数踪影，使用频率极高。2003年我国发布的第一份《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中指出：中国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已经降至47.7%（小康），而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已经降至37.9%（富裕）。在新华社的网站上，几乎每个省、市、自治区以及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都有一篇关于本地区恩格尔系数数据的报道，以反映本地居民的生活状况。

更重要的是政府机关的很多工作计划的依据就是本地的恩格尔系数。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确定最低工资标准的方法之一就是恩格尔系数法：根据国家营养学会提供的年度标准食物谱及标准食物摄取量，结合标准食物的市场价格，计算出最低食物支出标准，除以恩格尔系数，得出最低生活费用标准，再乘以每一就业者的赡养系数，再加上一个调整数。

①

二、恩格尔系数的质疑

1、恩格尔失灵。恩格尔当时得出的结论完全是凭经验推断出的，并没有理论依据。但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对恩格尔系数的理论研究却很少，大多在统计调查中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1868年，德国统计学家修瓦彭研究了柏林市民的所得额与住房支出的关系，推翻了恩格尔的关于住房支出比例相对不变的结论。他指出住房支出比率也适用于随收入的增加而减少的规律。后来其他的经济学家根据统计资料发现服饰等生活必需品支出的变化规律也类似食物支出的变化规律。

1984年，苏志平、张克昕等教授曾对河北省几个县的农民消费作了调查，居然发现农民普遍的食粮费用支出全在25%以下，这个数字相当于发达国家城市居民的食物支出比例。但是苏志平教授同时指出，农民的主要支出并不在文化教育娱乐卫生方面（这些支出仅占总支出的10%不到），而在住房方面（占总支出40%以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农民一直忙于解决温饱问题，无力改善住房条件，加之传统消费观念强，习惯于俭朴的生活，在吃的方面基本保持原来的水平。

①

我国消费经济学家尹世杰教授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有关数字计算而得：我国城镇、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②

1957 1964 1978 1985 1987 1990 1992 1993 1995 1997 1998

城镇

农村 58.4

65.8 59.2

67.1 57.5

67.7 52.3

57.4 54.4

--- 54.2

55.6 52.9

56.8 50

58 49.7

58.6 46.4

55 44.5

53.6

%

40多年来，我国居民的收入翻了两三番，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但通过上面的数据可以发现，城镇、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仅分别下降了13.9%和12.2%，与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发展状况极不相符，而且中间还曾出现过数次反弹。令人困惑的还有：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经济严重困难并没有造成恩格尔系数的大幅度上涨，90年代初期的通货膨胀也仅造成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小幅度反弹。事实上“纵观我国人民三十多年的消费结构历史，并没有给与恩格尔系数实践上的论证。”①

2、恩格尔悖论。恩格尔系数在两个前提下普遍适用：

（1）假设其他一切变量都是常数；

（2）食物支出有统一的含义即指维持生活所需的食物支出，在各种收入水平之下，都应按照这种含义所要求的来衡量。但问题的焦点在于食品的消费弹性。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就必须考虑到，与现在物资极大丰富的买方市场不同，恩格尔所处的19世纪大多数居民生活水平低下，产品并不丰富，尤其是食物，不仅数量不多，而且构成也十分单调。在“填饱肚子”是绝大多数居民的第一要务时，没多少人会在意食物的“口感”如何，食物等级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外国经济学家常用所谓“巨无霸指数”来比较我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形势，但是他们似乎都忽视了一点：汉堡包在西方国家是居民的日常食物（甚至有称其为“垃圾食品”），而在中国，汉堡包却是作为一种比较“高级”的食物出现（少数极发达的地区除外）。于是又出现了一个两难问题，“维持生活所需的食物”的概念应该如何界定？这就需要明确，食物的作用究竟是“维持生命”还是“享受生活”（尤其是酒和“休闲食品”的出现）？有食物用于享受，无疑是生活水平提高的表现（如同历史学家指出的，酒的出现说明粮食的产量不仅可以满足食用还出现了富余，这也是人类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的表现），用于享受的食物的弹性无疑大于用于维持生命的食物弹性。但问题在于哪些食物是用来“享受生活”的？这一部分食物是否应算作恩格尔系数公式中的“食物支出”（分析恩格尔系数的本意，用来享受的食物应该不算作食物支出）？那些既可以用来“维持生命”又可以用来“享受生活”的食物该怎么归类？这可能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同样做为“维持生活所需的食物”，汉族的主要肉食是猪肉，而受宗教影响，穆斯林的主要肉食是牛肉。牛肉的价格一般比猪肉价格高出25%左右。消费主体的偏好和习惯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恩格尔系数的准确性。同样高级食品以及食物等级等消费弹性食品的存在就使恩格尔系数公式的计算失去了标准。以湖南为例大米是湖南居民的基本食物。市场上湖南产的普通大米的零售价为每市斤1.5元左右，优质大米（如东北大米）的零售价为每市斤2元左右，进口大米（如泰国大米）的零售价则高达每市斤3元左右。而不同品种的大米除了在所谓“口感”方面有所不同外，对满足居民饮食要求方面并没有什么差别；另一方面，居民对主食的选择带有习惯性，在一段时间内是难以改变的。做一个极端的假设，不同的家庭在总支出及其他方面的支出都一样，但对大米品种的选择不同（一般而言，南方人对大米的要求较为讲究），如果机械地以恩格尔系数公式进行计算，就有可能得出一个有悖于常理的结论——食用高级食品的家庭生活水平较低。根据张晓卫和孙卫平的研究，城镇居民在满足基本消费需要之后，剩余收入中继续投向食品的比例高达13.76%，“虽然恩格尔系数在逐年下降，但老百姓仍把食品作为提高生活水平的主要消费类别”。

①

三、一种理论猜想

在理论研究上，经济学界对消费结构进行实证分析通常采用恩格尔系数法和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两种方法。萨缪尔森提出了萨氏恩格尔系数。萨缪尔森结合美国的实际情况对恩格尔系数提出看法：“食物在收入中的百分比随着收入增长而下降。还要注意储蓄的上升，从低收入的小于零到相当高的水平。”①萨氏恩格尔系数公式以总支出为分母。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必然导致支出增加。这就是假设为居民的收入全部用于支出。做出这种假设的原因在于：财富只有投入到市场流通中才能发挥其作用，才能促进社会进步。这就关系到储蓄的作用了。财富进入银行后，将以贷款的形式被投入到社会再生产中，固然能促进社会进步。按照恩格尔系数的初衷，银行储蓄也是应该算作支出。但储蓄毕竟不能给居民带来直接的生活水平提高。我国居民向来有将剩余财富存入银行的习惯，恩格尔系数的降低并没有带来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在原来生活水平就比较高的情况下）。另外恩格尔系数公式选用的数据是一个时间段的，居民的银行储蓄究竟算作在什么时间的支出？因此应该明确：恩格尔系数中所指的支出一定要是“消费支出”。萨氏恩格尔系数虽然并不高明，但对恩格尔系数的适用性和统计指标的宽度提供了研究的思路。中国国家统计局对食品的统计包括：粮食、肉禽及其制品、蛋、水产品、鲜菜、鲜果等项目就是明证。

我国学者苏志平对恩格尔系数有比较系统的研究。恩格尔系数的一个隐含的条件是食物支出的收入弹性小于1，苏志平认为，恩格尔系数的理论基础是需求弹性理论。食物因为是人们生存的必需品，而且往往是弹性不足的商品。也就是说人们虽然处于不同的生活水平，对食物需求量却是大致相同的。苏志平教授也考虑到恩格尔系数的适用性和统计指标的宽度问题，他指出，恩格尔系数适用的前提条件有两点。第一、食物支出是指从总体上将维持消费者的生存所需要的支出（我们在上文已有论述）。第二、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包括内生变数（事物本身因素所构成的影响变数）不变和外生变数（不是由事物本身因素所构成的影响变数）不变。就内生变数而言，消费主体在消费习惯、消费方式、消费观念等方面的变化是主要的内生变数，是因该假设为不变的。

①但当恩格尔系数成为国家制定政策的依据的时候，假设内生变数不变是不合适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随着居民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不愿让家务劳动占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因此越来越愿意购买经过加工的食物，这是生活水平提高的表现。居民所消耗的食物量并没有加大，但由于食物支出中增加了加工和服务等费用而导致食物支出增加。虽然经济学家们会认为支付了加工和服务等费用会得到闲暇的福利和由时间的节省而导致收入增加等，但又证明了恩格尔系数的适用性和统计指标的宽度问题。

1954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Stone为了深入研究居民消费结构之间的数量关系，以效用函数为基础提出了需求函数的线性支出系统，其基本形式为：

Vi=PiXi+bi(V-∑PkXk) (i=1,2,3……)

Vi是对第i种商品的消费支出，V是总消费支出，是Vi的和。Xi是对第i种商品的基本需求量，PiXi是对第i种商品的基本需求支出；bi表示超过基本需求支出中用于购买第i种商品的百分比，称边际预算比。

运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进行消费结构分析较恩格尔函数模型及其衍生模型可以直接运用截面资料进行参数估计，还可以用来进行边际消费倾向分析、需求收入弹性分析、基本需求分析；同时它还考虑了价格变动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并且能够在没有价格资料的情况下利用居民截面收支数据资料进行需求的价格弹性分析。

但是笔者认为，恩格尔系数的理论基础除需求函数的线性支出系统中的边际消费倾向、收入弹性分析外，还应该还应该包括消费支出的分类及由此衍生的食品消费弹性（Elasticity of Consumption）问题。所谓食品消费弹性是指在食品的消费函数（ Consumption Function）已知的条件下，食品消费量的变动对其他变量如收入、品质、价格变动的反映敏感性。

消费支出的分类方法有许多种，目前比较有影响力的方法包括：恩格斯的消费资料基本属性理论（分为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美国心理学家马斯诺的需求层次理论（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交往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日本心理学教授宇野政雄的消费结构三阶段理论（分为以衣食为中心、以安全舒适为中心、以生存意义为中心）；以及我国通用的划分吃、穿、用、住、行的方法。虽然以上几种划分的方式不同，但都毫无例外地将对食物需求的支出作为人的首要支出，认为人们要在满足了食物需求的基础上才可能追求其他的消费。

恩格尔系数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最基本的问题在于，随着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收入增加，居民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的弹性是会随着总支出的增长而变化。也就是格利里希（Zvi Griliehes）提出的享乐价格（Hedonic price）问题。由于人们的消费行为不一样，购买食物的支出的增长率与总支出的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是无法进行统一判断的。在这种情况下，固然会出现恩格尔系数支持的：

食物支出金额 食物支出金额↑

—————— ＞ ———————

总支出金额 总支出金额↑

但由于“食物支出金额↑”和“总支出金额↑”之间的关系无法判别的，所以还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

食物支出金额 食物支出金额↑ 食物支出金额 食物支出金额↑

—————— ＝ ——————— 或 —————— ＜ ———————

总支出金额 总支出金额↑ 总支出金额 总支出金额↑

如果说前一种情况勉强满足恩格尔系数公式，后一种情况（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反而更高，恩格尔系数也变高）则完全于恩格尔系数公式相悖。而且棘轮效应告诉我们，人们的支出容易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不容易随收入的减少而减少。因此当居民收入减少的时候，同样有可能出现：

食物支出金额 食物支出金额↓

—————— ＞———————

总支出金额 总支出金额↓

由此可知消费者行为的差异使在居民收入出现变化时判断其恩格尔系数从而判断其生活水平高低的准确性打了折扣。

四、简短的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对恩格尔系数的合理的认识应该是：

第一任何一种经济理论的出现都适合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的，恩格尔系数也不例外。今天的社会经济状况，无论是居民的收入水平、人们的消费观念、政府的经济倾向还是市场上商品的丰富程度都与150年前的欧洲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仅仅依靠计算“食物支出”来判断“社会进步”或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与否并不合适。恩格尔系数作为衡量居民消费结构的指标，只是揭示特定发展阶段的收入和消费结构的关系，并不适用于各个阶段和各个地区的比较，在应用时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二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学术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恩格尔系数的计算却是精确的；恩格尔系数存在的意义是与变化多端的生活实际紧密联系的，但却被人为的加上了诸多不切实际的限制条件。笔者承认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恩格尔系数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今天居民生活水平的高低，但不能机械的将其作为比较不同时期或不同地区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标准。更重要的是政府部门制定相关的经济政策如需以恩格尔系数为依据，也必须仔细考虑该系数是否符合本地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