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模难以在最佳规模上稳定下来的原因是() 。

城市规模难以在最佳规模上稳定下来的原因是() 。

A 、边际收益高于边际成本

B 、边际收益低于边际成本

C 、平均收益高于平均成本

D 、平均收益低于平均成本

参考答案

【正确答案：C】

下图画出了城市的边际成本(MC)、边际收益(MR)、平均成本(AC)和平均收益(AR)四条曲线，有助于理解城市最佳规模与均衡规模之间的关系。图中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的点对应的城市规模为N1，是最佳城市规模；而平均成本与平均收益相等的点对应的城市规模为N2，是城市的均衡规模。城市的规模不会在最佳规模上稳定下来，因为过了N1,规模之后，平均收益仍然高于平均成本，就还会有企业或个人愿意迁入进来，直到达到了N2的规模。而过了N2：规模之后，再进来的企业或个人负担的平均成本高于其得到的平均收益，经济上是不合算的，就不会有人愿意进来了，城市规模也就稳定下来了。

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越详细越好）

快速城市化是近年在沿海发达地区出现的普遍现象，是工业化后期政府大力引导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的产物。由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等原因，快速城市化地区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城乡协调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为此必须加快包括产权组织制度、土地征用和流转制度等在内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快速城市化是沿海发达地区出现的普遍现象

快速城市化是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政府自上而下积极引导市场经济的发展，采取一系列的产业政策，大力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由此而带来的城市化迅速推进的一种阶段性现象。快速城市化有如下特点：

(—)集约使用土地的要求十分迫切。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后期(2000年珠三角地区的人均GDP除了惠州、江门和肇庆外均超过3000美元，按国际标准模式已经进入到工业化后期)，工业结构升级的要求和趋势十分明显，第三产业发展加快，普通农作物种植面积迅速减少，但农业产业化步伐加快。

(二)政府在推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十分明显。在政策方面广东省政府在2000年就出台了推进城市化的政策。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地方政府组建国有或国有占相当股比的地铁公司、高速公路公司和城建公司，大规模投资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直接推动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例如广州市实施“南拓”战略，在南部规划和建设大学城、大南沙、地铁3、4号线、京珠高速公路、南部快速干线、广州新火车站等大型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这些项目的总投资超过1000亿元。在投资公共设施的同时政府还投资建设规模上万亩的工业集聚区，如东莞市政府投资过百亿元建设松山湖工业园，广州市政府建设广州开发区，顺德区政府建设五沙工业集聚区、花都区建设新华工业集聚区、增城市建设南香山工业集聚区等。

(三)大量征用农村集体土地，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出现农村和城镇的直接城市化。例如广东省在广州市番禺区小谷围岛建设大学城，首期征地面积18平方公里，搬迁的村民近万名，今年首批招生3万多名，加上服务人员岛上人口超过6万人，在不到1年时间内，就把原本十分落后的农业孤岛村变为一个科教卫星新城。

(四)与承接新一轮的国际资本转移紧密结合。例如广州市在近2年投资巨额建设南沙港，首期4个5万吨级多用途泊位在今年建成，迅速吸引了50万台丰田汽车发动机、JFE40万吨热镀锌等大型项目落户，利用国际产业的转移在不到二年的时间内造出了一个海滨工业新城的雏形。

快速城市化地区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滞后

在快速城市化地区，较普遍地出现了征用农村土地难、农村集体资产经营效益难以持续提高、农村建设密集无序、农民转移就业难和农民参加社会保险难等一系列的农村问题，形成了快速发展过程中的“农村病”，成为目前快速城市化地区的最突出问题之一，是我国沿海发达地区所产生的新“三农”问题。快速城市化地区农村问题产生，与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政府工作效率和社会文化价值观念有一定的联系，但究其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有的农村管理体制，特别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不能适应快速城市化的要求。从总体上来说快速城市化地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滞后的，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快速城市化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离公司制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使农村集体经济难以真正与现代市场经济融合起来。

一是绝大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还是采取经济合作社、经济联合社、股份合作社等股份合作制的形式，其中又有相当部分村没有固化股权，股东数量不断调整，引发“外嫁女”等纠纷。股份合作制的股东限于合作组织内的农民，股份不对外转让，制约了资产流动性的提高，妨碍了农村资本跨地区、跨行业的优化组合。二是经济组织的管理人员基本上限于村两委干部，人员素质偏低，而快速城市化地区的村级资产已经普遍积累到相当规模，如东莞市村级集体经济的净资产约有552.7亿元，经济组织的资产规模与管理人员素质不相适应。另外村干部兼任村企业管理人员，将社会行政事务管理与企业经营管理混为一体，产生严重的政企不分问题。

(二)农村集体土地的征用制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引发地方政府与农民间的矛盾。

农村集体土地是农村集体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快速城市化要征用大量的农村土地，如何补偿实际上涉及农村集体资产的价值评估和转让收益问题。目前根据《土地管理法》，征用农村土地的补偿标准是按该地块前三年农作物的产值进行计算的，按此办法，快速城市化地区不少农村的征地补偿标准远低于周边城镇土地的价值。在快速城市化地区，土地的潜在收益机会大，农民往往认为政府应该参照周边地区土地的市场价值进行征地补偿，为此，政府与农民在征地问题上产生了较大的利益矛盾。另外1999年新《土地管理法》实施后，用地审批较严格，地方政府征用土地需要较长时间才能依法完善用地手续，在此期间政府与农民间的关系更趋紧张，特别是今年国务院实施土地市场秩序整治以来，由于征用土地所引发的矛盾更加明显。政府采取了预留农村发展用地、建设农民安居房(以成本价转让给农民)、帮助农民购买社会保险等办法间接地对农民进行补偿，但如何合理制订征用农村集体土地补偿标准的问题仍然有待解决，快速城市化地区农民为征地补偿而上访问题仍较严重。

(三)农村集体用地的流转制度难以引导土地集约利用和规范农村资产交易行为。

在快速城市化地区，社会资金充裕而且流动性强，农村集体用地的资产性质逐渐显现并不断加强，农民如果利用农村集体用地建设物业进行招商引资和出租，则农村集体用地(特别是建设用地)可成为农村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的重要依托，因而形成了农村存在自建物业营利的强烈需求。但是快速城市化地区没有及时因这一发展趋势而建立一套引导农村集体用地有序建设和交易的制度安排，结果大量的农村违法住宅和厂房建设禁而不止，在广大的镇村地区和“城中村”形成了“城市不象城市，农村不象农村”的城乡面貌。例如广州市在90年代后期开发建设珠江新城，周边农村迅速在留用地建设了大量高度密集的“城中村”出租屋，成为该市在建设“两个适宜”现代化城市过程中出现的难治之症。另外由于欠缺有效的农村集体用地管理制度安排，市区级政府较难统筹使用镇村的土地，“村村点火，乡乡冒烟”式的镇村工业发展现象在快速城市化地区仍较普遍。同时农村以出让、转让、出租、抵押等形式自发流转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行为屡有发生，在数量和规模上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据统计，珠三角地区隐性交易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超过集体建设用地的50%，农村自发流转的集体用地存在随意占用耕地用于非农业建设，随意改变土地用途以及因此而导致权属不清诱发纠纷等问题，这对于农村土地的集约使用和农村资产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都十分不利，亟待加以政策规范和引导。

(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制约其它农村管理制度的改革。

快速城市化是一个巨大的资产重组和利益调配过程，相应推行的农村管理体制改革也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这些成本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由农村集体资产支付，因而迫切需要进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首先在户籍制度方面，今年快速城市化地区大规模地开展户籍制度。广东省从今年起取消“农转非”入户计划指标，提出力争到2010年按户籍人口全省城镇化水平达到50%，其中珠江三角洲达70%。广州市近期建立了农民转为城镇户口的制度。佛山市则从今年7月1日起，将全市户籍人口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深圳市也有类似的改革措施。户籍制度改革后，接踵而来的是要大量增加在原农村地区建设和营运教育、市政等城市公共设施的费用问题，牵涉到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

其次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目前快速城市化地区的农村社保制度尚处于十分困难的起步阶段，养老保险所需的资金缺口很大(多数农民以往没有缴费)，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同样还在于农村集体资产收益或土地补偿款的投入。例如佛山市在今年初步建立全征土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补贴制度，区、镇政府各补贴农民参保费用的20%—30%，村集体出资40%—80%，个人不需缴费。这种养老保障的水平十分低，现有参保的退休农民每月只能领到120元至300元的保险金，比该市最低生活保障线的310元还低，但佛山市的社保基金为此已经要承受超过30亿元的资金压力，而该市农村集体净资产初步估计达到2000亿元(以物业为主)。目前限于农民的传统意识和短期利益，农村集体一般还是不大愿意支付社保和市政这些成本的，十分有必要通过政府在征地制度和集体资产管理办法中设立强制性的规定，进一步引导农村集体资产的投入。

政策建议

快速城市化是政府强力推动的一个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农村问题也十分有必要由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事实上去年以来，不少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开始了大量积极的改革探索，涉及到农村管理制度的多个方面，部分措施已经触及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形成了颇有气势的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行为。但是囿于地方政府特别是地级市(及以下)政府在制度设定方面的权限不足，这些创新行为可能还是较难彻底地解决农村的问题，十分需要国家和省级的人大、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并采取相应措施加以解决。

(一)加快实行农村集体产权组织制度改革。通过修改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和制订各地级市改革农村经济组织的规范性文件等办法，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迅速推行如下改革：

一是合并村(队)级组织，节省管理成本。例如顺德区1993年把2272个生产队级的经济社改组为290个股份合作社，减少了三分之二的管理人员，2001年又将191个村、31个居委会变为109个村、88个居委会，对村(居)委人员按辖区常住人数进行严格的数量配置，并实行了工资统发制度。二是政企分开，量化股份，建立公司制度。加快实施农村集体股份合作社股权固化，组建村级集体资产管理公司，作为集体经济运作的主体，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村“两委”成员不兼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而是组成监事会监督公司经营运作，村委会和居委会工作职能转移到重点搞好社会管理和社区服务。三是在固化农村集体股份的同时留较高的比例作集体股，用于市政教育卫生等公共事务和社会保险费用开支。

(二)制订相对统一的农村集体土地基准地价体系。快速城市化地区农村问题的焦点在于土地问题，目前改革土地征用和建立流转制度所涉及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合理确定农村集体土地的价值，从而为补偿标准和流转价格的制订提供理论依据。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历史形成有其特殊性，是国家在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中划分给农民集体的，这些土地的用途主要是用于农业生产，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不可以用于房地产经营，“城中村”集体用地转国有用地也需补缴土地出让金。另外城镇周边地区的农村集体土地价值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巨额投入，如果任由征地补偿价格攀升至城镇土地的市场价格，将对城市化的推进构成巨大的阻力，对地区发展和村民自身长远利益也是不利的。因此农村集体土地与城镇国有土地相比，在产权上并不完全，农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暂时还不应“同地、同价、同权”。改革土地征用和建立流转制度是十分必要的，改革的切入点是应该尽快相对统一征地补偿和集体土地流转价格的标准，尽量避免政府、农民和用地企业在征地和土地交易过程中过多地进行讨价还价并引发矛盾磨擦。在操作上可由地级市国土部门进行统一评估，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划分片区，综合考虑周边城镇土地价格、农作物产值和基础设施投入等多项因素，制订农用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的基准地价体系，经省级部门确认后，以此作为征地补偿和土地流转价格的标准，并每隔一段时间(如3年)作一次调整。不论是公益性项目征地还是经营性项目(两者的区别其实是城市规划的结果)的征地补偿，都应采用同一的基准地价体系，但可在征地补偿的方法上，采取预留村级发展用地、补偿款和预留用地入股等补充性方法，让农村集体经济在新增用地项目上保留一定比例的土地或股份，分享到城市化带来的收益。

(三)加快引导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和集聚。按目前国家允许征地的范围，深圳、东莞等快速城市化地区再过5—6年就很可能无地可征，通过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是补充城市用地的一条重要路径。这迫切需要通过建立政策规范，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建立统一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机制，防止农村土地和资金的粗放使用，杜绝农村违法建设的再发生。目前广东省已经出台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试行办法，但迫切需要加快制订各地级市的实施细则。在规范土地流转行为的基础上，还要积极引导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集聚，目前广东省在中心镇政策中提出了通过土地置换等办法促进镇村土地的集约利用，也应该加快制订相关的实施办法。各地在建设工商业集聚区时，应该考虑尽量将周边农村零散的建设用地通过置换等方式集聚在一起，既减少征地工作，又有利于统筹平衡各级政府和各村之间的利益关系，相关的用地审批工作应加快制订专门的政策{生规范。农村自行利用集体用地进行违法建设和交易有着强烈的利益动机，政府如果不能及时作出引导，社会资源的浪费将会相当严重。

(四)加快完善村委会“直选”制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与村民委员会“直选”制度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自2001午开始，广东省全面实行村民直接选举村民委员会，大大激发了村民当家作主的意识，加强了对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监督，推动了农村管理的民主化进程。但是现有“直选”制度对候选人的学历、资历等基本没有限制性规定，而当选后的村长却掌管村集体资产管理的人权，给予了不少黑恶势力、宗族势力通过“直选”进入村委会“寻租”的机会，而且“直选”任期仅三年一届，容易导致村委会的短期行为。快速城市化本来就会带来整个区域利益关系和价值观念的重大调整，与此同时推行“直选”制度，给社会稳定和农村集体资产的长期收益增加了较多的不确定因素，建议采取如下措施完善“直选”制度：

一是通过国家或省级人大立法，将每届村委会的任期延长至5年。目前镇级政府的任期已经延长至5年，村委会任期也应作相应调整。二是加快推行村务公开，所公布的集体资产经营情况要进一步细化，以增加村民对村委会班子工作绩效的了解。三是对村委会参选资格要加以适当限制。通过采取上述措施，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改革营造较为稳定的环境，促使农村集体资产获得更加长期稳定的收益。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什么阶段

“十三五”时期(2016-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是全面落实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期，是经济增长模式转换的攻坚期，是落实全面科学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这一时期我国将全面深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各项改革、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重大方略；继续深化对外经济开放，更广泛地参与国际治理；继续巩固和深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把经济增长建立在绿色增长、创新增长、包容式增长的轨道上；不断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推动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的不断优化，把经济发展建立在协调发展、公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发展道路上。

一、 “十三五”规划经济发展背景

从世界经济格局来看，全球经济处于后金融危机的深度调整期，突出的表现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首先主要发达经济体表现不一，美国经济呈现复苏态势，欧盟和日本经济复苏乏力，主要新兴经济体处于恢复期、调整期，世界经济整体仍旧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次科技竞争力成为世界经济竞争的制高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将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作为经济转型的突破口，新一轮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必将对全球产业格局产生深刻影响。第三能源与气候变化成为推动全球经济格局转变的重要因素，全球进入绿色工业革命的黎明期和发动期，中国有望成为绿色工业的参与者、发动者、创新者和引领者。第四世界贸易格局随着各类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呈现复杂化的特征。

从国内经济发展来看，“十二五”时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特征是经济发展向“新常态”过渡。整体的宏观经济指标表现良好，但是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仍旧突出。

首先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明显的阶段性下调，经济结构出现显著性的改善。2010-2014年期间，经济增长率从10.4%下降到7.4%；产业结构出现显著性变化，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从46.7%下降到42.6%，第三产业从43.2%上升到48.2%。

二、三产业比重出现逆转。［1］［2］

其次就业规模总体扩大，就业结构转换特征突出。2010-2014年期间，总体就业规模从7.61亿人上升到7.73亿人（增加1000多万人）。城镇就业规模明显上升，从3.47亿人上升至3.93亿人（增加了4600万人），占总就业比重从45.6%上升到50.8%；乡村就业规模显著下降。就业的产业部门分布继续呈现显著变化，2010-2013年期间，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从36.7%下降到31.4%，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从34.1%上升到38.5%，服务业部门的就业贡献显著增强，净增加3300万人。就业的所有制部门继续呈现多元化。

第三物价水平总体处于稳定状态和较低水平。其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总体趋向合理，从2011年的5.3%下降到2014年为2%；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出现通货紧缩，2014年为-1.9%，反映了经济结构的客观现实，应当引起关注。

第四对外贸易稳步发展，外贸盈余占GDP的比重处于合理范围。尽管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货物贸易继续呈现增长态势，货物出口和进口分别从2010年的1.58万亿美元和1.40万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2.21万亿和1.91万亿；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分别从1702亿美元和1922亿美元增加到2222亿美元和3821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持续扩大。货物和服务贸易净出口对GDP的比重由3.7%下降到2.1%，对2010-2014年期间的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整体上是负的，反映了中国对外贸易受外部需求影响，从较高速增长转向较低速度增长的客观现实。

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宏观经济指标是优异的。2011-2014年间，经济增长、城镇新增就业和物价均是稳定的。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在世界经济形势更加错综复杂、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艰难曲折、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速放缓、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的条件下，中国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另外“十二五”期间，结构调整明显，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有所加强，节能减排工作也取一定成绩，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出现显著下降。这些成绩也为“十三五”时期经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但是“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从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来看，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不安全性依旧存在，全球发展的不公平、不平衡依旧存在，这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需动力以及结构调整的影响产生外部不确定性。

从经济发展的国内条件来看，推进经济结构转换的基本推动性因素仍需夯实，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首先发达国家在科技创新领域的领先优势仍旧是显著的，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虽有显著增强，但总体竞争力仍落后于发达国家，总体上尚未形成创新驱动式的增长模式，创新驱动发展的制度环境仍需大力改善。其次收入分配格局尚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制约因素。再有经济发展与能源安全、资源供给、生态环境、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约束矛盾更加突出。

二、 “十三五”经济发展目标

总体来看“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初步进入“新常态”的发展模式，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夯实期”。承接这一经济发展态势，“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全面进入“新常态”的发展轨道：经济增长中高速“相对稳定期”；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度调整期”；以创新驱动、绿色驱动增长为主要特征的“新增长点培育期”；收入分配的“显著优化期”；以人口布局、经济发展和资环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格局的区域协调发展的“制度建设期和基础夯实期”；以高效、包容、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升级期”；以创造价值为核心的“引进来”与“走出去”的综合战略，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升值期”；以及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高参与全球治理能力的“升级期”。主要的经济发展目标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保持经济中高增长和宏观经济稳定。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7%左右，城镇新增就业40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人均GDP水平逐步接近高收入国家，进入较高收入富裕型社会阶段。

——结构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大力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农业基础进一步巩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工业化基本实现，工业结构明显优化；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高4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服务贸易占总贸易比重也相应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明显提高。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5%；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提高到7件；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取得一批在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科学技术成果。积极培育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区域协调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完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切实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区域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推进城镇体系优化发展，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城乡人口。

——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通过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扩大对外开放，培育中国经济竞争的新优势，打造对外开放的“升级版”，互利共赢开放格局进一步形成。

——改革不断深化。“十三五”时期是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公信力和行政效率，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深化财税金融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垄断行业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实现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的协调统一。

三、 “十三五”规划经济发展思路

（一） 惠农强农，加快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中国是一个有着13.6亿人口的人口大国，中国必须依靠自己养活自己。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农业与农村的稳定发展既是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基础。发展现代农业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石。

1增强粮食和食品安全保障能力

保障国家粮食和食品安全必须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要依靠自己保口粮，抓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建设，注重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2加快农业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是产业结构、需求结构、要素结构（包括就业结构）、组织结构调整、优化、升级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也是三次产业融合互动、健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过程。

3推进农业科技创新

把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增强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推动农业产业从资源型向知识型、科技型的转变。

4构建新型农业经营的基本制度体系

完善农村基本经营体制。完善农村土地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林权、草原等产权制度，规范、有序、公平地完善农业经营资源承包经营权流转，提升规模经济效益，保障农民对农业资源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

5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加大引导和扶持力度，提高农民职业技能和创收能力，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人持续较快增长。

6完善新农村建设的体制机制

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提高乡镇村庄规划管理水平，科学编制乡镇村庄规划，合理安排县域乡镇建设、农田保护、产业聚集、村落分布、生态涵养等空间布局。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治理农药、化肥和农膜等面源污染，全面推进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农村河道综合整治和水污染综合治理。强化土壤污染防治监督管理。实施农村清洁工程，开展农村环境集中连片整治，严格禁止城市和工业污染向农村扩散。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强化农村公共服务，建立健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向农民提供安全价廉可及的基本医疗服务，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提高保障标准。全面加强农业与农村发展的基础设施的发展，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和体育设施建设，完善建设和管护机制。

（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加快经济结构转变是“十三五”时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任务。在需求结构上，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在产业结构上，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服务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带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绿色产业；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建设生态文明紧密结合起来，促进经济转型发展、升级发展、绿色发展。

1改善需求结构

把扩大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着力点，加大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能够同步。优化消费环境，支持和规范电子商务发展，促进绿色消费。促进居民消费结构转变，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引导和鼓励旅游休闲消费、文化消费、体育消费；优化生活服务业发展环境，大力发展养老服务。投资需求仍旧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也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支撑。要在优化投资结构，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作用，发展混合所有制，降低民间投资门槛，支持民间投资进入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市政公共事业、社会事业等领域。在提高投资质量效益的基础上保持合理的投资规模，更多地寻求投资与消费的结合点。

2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加快形成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良性互动机制，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制造业加快升级，进一步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坚持利用信息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以及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以工业化、信息化引领提升城镇化水平。大力推进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充分发挥工业化和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带动作用。把企业技术改造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一项战略任务，加大淘汰落后产能、节能减排、企业兼并重组等工作，促进全产业链整体升级。

3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构建产业竞争新优势、培育经济增长新亮点。制造业要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必须把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促进制造业加快升级紧密结合起来，积极推动重大技术突破，加快把新兴产业壮大为国民经济的先导性、支柱性产业，切实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和经济效益；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集中力量突破高端装备、系统软件、关键材料等重点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面向未来发展和全球竞争，制定产业发展要素指南和技术路线图，建立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制造基地。

4进一步推动服务业发展壮大

把发展服务业作为战略重点，不断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完善服务业发展的制度环境，落实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完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政策，增强各类服务业企业活力，不断拓展服务业发展的新空间。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现代农业的融合发展，降低民营经济进入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出口，构建公平竞争的服务贸易市场环境，推动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

5推动和支持大中小微企业发展

不断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增强中小企业生存能力、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小微企业是发展的生力军、就业的主渠道、创新的重要源泉，［3］要支持小微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发展。

6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发展环保产业

加快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加大节能降耗力度，严格能耗物耗准入门槛，推行清洁生产和污染治理，推广重点节能技术、设备和产品，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探索合同能源管理、节能自愿协议碳交易、排污权交易等新机制新模式，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和节能减排专项资金支持力度，继续安排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支持重点企业实施节能环保项目。

（三）构建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提升综合国力和国家竞争力的根本支撑，是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科技支撑，也是当前中国转换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支持要素。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统筹科技、教育、人才三个规划纲要，解决影响我国未来发展的重大科学和技术问题，奠定我国从科技大国想科技强国迈进的基础。

1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不断完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立全球视野下的科学研究体系、国家创新体系、知识创新体系。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在创新和规模创新能力，注重协同创新。

2加快教育改革与发展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基础是教育。实现教育强国的目标在于全面提升各级教育的教育质量，改变传统的应试型教育模式，缩小教育发展水平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提高全体人民的教育满意度。

遵循时代发展要求、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全面发展，切实落实素质教育发展战略，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全面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创新招生考试制度、各类学校办学体制、教育管理体制、学生培养体制，不断提高教育质量，优化完善教育体系。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质量评价，积极探索素质教育模式，改变应试教育模式，全方位提升各类教育的教育质量。

3完善人才强国战略

把发现、培养、使用、凝聚优秀科技人才作为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第一要务，加快形成一支规模宏大、富有创新精神、敢于承担风险的创新型人才队伍，要重点在用好、吸引、培养上下功夫。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强化国际交流合作。［4］

（四）优化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实施新型城镇化建设

科学规划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切实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实现区域之间经济优势互补、主体功能定位明确、国土空间和资源高效利用、人口布局与经济发展与区域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的格局，实现不同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科学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把新型城镇化建设纳入到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健康发展道路上。

1完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发挥不同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和公平配置，深化区域合作，推进区域良性互动发展、互益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2切实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切实落实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做到有序开发、高效开发、协调开发、可持续开发，建成经济发展、人口布局和资源承载能力相适应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3推进城镇化高效、包容增长，构建科学的大中小城市体系

中国仍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预计202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超过60%。城镇化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引擎，有助于扩大消费、拉动投资、催生新兴产业，需求结构调整的动力，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释放更大的内需潜力的重要推动因素，也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

4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镇体系建设，加强区域协调良性互动

交通、能源、通信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优化城镇体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在能源领域继续完善跨地区的电力、油气资源跨区域调配的基础设施，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体系。在交通领域按照适度超前的原则，依托国家“五纵五横”综合运输大通道，加强东中部城市群对外交通骨干网络薄弱环节建设，加快西部城市群对外交通骨干网络建设。落实国家“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促进区域间、区域内、城乡间交通基础设施的衔接。统筹信息网络整体布局，构建下一代国家信息基础设施。

特大城市人口过剩原因

特大城市人口过剩原因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城市贫困贫民窟问题。

将小城市和大城市分别划分为两档，细分小城市主要为满足城市规划建设的需要，细分大城市主要是实施人口分类管理的需要。

划分城市级别的人口规模的上下限普遍提高。小城市人口上限由20万提高到50万，中等城市的上下限分别由20万、50万提高到50万、100万，大城市的上下限分别由50万、100万提高到100万、500万，特大城市下限由100万提高到500万。

扩展资料：

要加快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围绕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并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履行同等义务。

除极少数超大城市外，允许农业转移人口在就业地落户，优先解决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入城镇的人口、在城镇就业居住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以及新生代农民工落户问题，全面放开对高校毕业生、职业院校毕业生、留学归国人员的落户限制，加快制定公开透明的落户标准和切实可行的落户目标。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特大城市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过剩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