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制度僵化致学生丧失思考能力难适应大学

今天人们关注的往往是第一个体系：考什么，怎么考的问题。但高考制度改革的核心和根本，实际上是后两个体系，是*部门如何转变职能和大学如何录取的问题

与改革开放同行的高考进入第37个年头。

高考的全称是“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录取考试”。这套制度实际上由三个体系组成：

一是统一时间的考试体系——其实没有实现完全统一，分省命题后各省市的高考题目就不尽相同;

二是各省市考试院或高招办独家管理的报考和投档体系;

三是具备招生资格高校的录取体系。

今天人们关注的往往是第一个体系：考什么，怎么考的问题，比如外语要不要考，权重多少。但高考制度改革的核心和根本，实际上是后两个体系，是*部门如何转变职能和大学如何录取的问题。

我将现行高考制度的弊端归结为两个字：僵化。作为国家考试，高考必须要统一，而统一必然带来僵化，因此僵化是内生性的——这种内生性的僵化虽然由于分省命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却导致了另外一些问题。

僵化的主要体现是录取模式。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从运行机制上看，带有强烈的计划经济特征。从“分省计划”的编制到报批再到录取，一切必须按事先制定的“计划”进行——“招生计划”可能是当代中国唯一还名为“计划”的东西——中间很难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二是大学招生录取的依据只是一次考试成绩，而一次考试成绩显然具有比较大的偶然性;

三是大学只能根据事先确定的分省计划名额，从高到低划定录取分数线，分数线上的学生，不适合也不能拒绝，分数线下的学生，再优秀也无法录取。这是现行高考制度僵化性体现得最严重的一点，我称之为“分数刚性”;

四是大学录取时必须将考生对应到具体的专业，专业被人为地根据当下的评价划分为三六九等，分别对应不同的分数，不同专业之间不得进行调整，特别是不得从低分专业向高分专业调整，完全忽视了学生的兴趣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背离了本科教育追求非专业化的主流趋势。

高考制度的弊端——辩论赛的辩题

“文理分科好比把学生强制性地按在两个池子里拼命灌。”说起文理分科，有识之士有说不完的话。有识之士认为，文理分科不但不利于高中阶段的教育，也不利于大学人才的培养，由于学生的发展方向从高中阶段就基本确定了，大学在招收学生的时候选择余地自然就少了，更关键的是进入大学的学生的可塑性大大降低了。他指出目前许多大学都已经意识到低年级分专业的弊端，开始淡化专业概念，高中阶段的文理分科为何就不能早点取消呢？ 高考应重点测试基本能力 深圳市教育局副局长陈观光也表示，今后社会发展的方向是需要培养创新型人才，文理分科过早地将孩子的发展方向细化了。” 陈观光指出，目前的文理分科根本目的就是为了适应高考制度，这种功利性的做法必须改变。他认为高考应该把重点放在学生基本能力的测试上，专业方向的发展应该让学生在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阶段再进行选择。 文理不分科是发展趋势 现在的高考已经普遍出现了“假冒伪劣”和“权力代分”，玷污了高考的公正和公平，可以肯定社会服务分和创新分一旦设立，立刻会冒出千种假证和万张条子，来非法攫取这两种分，从而使改革名誉扫地，不能再执行下去。 弊端是无法选出创新型、偏科型（但在那一科上有很强的天赋以及对社会科学发展有利）人才。造成专业性强的人才流失。考出来的大部分是书智力障碍者。他通过比较不同的招生模式为听众作了详细的分析，并进一步反思高考制度中日益严重的状元崇拜和清华、北大热等反常现象。在这场讲座中，许纪霖教授提出了以下几个观点：

一是在以科技为核心发展的今天，应试教育难培养创新型人才；二是中国的高考制度在社会上承担着非教育使命——社会流动使命；三是要消除高考制度的弊端，应结合中国目前的情况，进行多元化试点，多种制度同时实验，多条腿走路。 许纪霖教授主要从事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自1980年代以来，许教授持续关注学界前沿和文化热点，撰写了大量观点独特的文章，出版有《中国知识分子十论》等多部专著。“高考制度是迫不得已的荒谬之举。”应试教育难培养创新型人才

许纪霖认为九十年代后期，高考的很多弊端慢慢暴露出来。许纪霖分析说，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如果说知识是最大生产力的话，那么这个知识主要是靠量的堆积可以实现。但到了整个世界已经全球化了的今天，特别是以科技为核心发展的今天，它需要的是知识的创新，也就是说要培养创新型的人才。

但是今天的高考越来越应试化，也就是说，现在的高考题越来越死，客观题越来越多、主观题越来越少，让个人发挥的空间极其有限。

高考承担着非教育使命

今天这个高考制度，就它的考试内容来说大部分人都认为是荒谬的。但是这样一个荒谬的制度还存在，看来还会继续存在，这是什么道理？因为更多的人认为这个制度在今天还是公正的。也就是说今天中国的高考制度在社会上承担的是一个非教育的使命，它不仅仅是一个所谓按照知识的标准来选拔精英，更重要的一个使命，是一个社会流动的使命，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刚性的考试制度，让底层的精英有可能往上流动，特别是给底层、内地的农村这些人一个希望，也就是知识能够改变命运的希望。

许纪霖说大学这几年讲自主权，自主权的开放引起了反对声，与其说来自上面，不如说来自下面，因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一个没有信用的社会。中国科大曾试行过不通过高考，让名牌中学的校长推荐学生入学。但效果并不好。很多中学是把一般的学生推荐出来。因为他把这些有可能考不进有可能考得进的学生推荐给你，然后确保每年自己有多少名额上名校。所以直接由中学校长推荐，通常大学都持某种怀疑的态度，通常我们认为推荐生未必比考来的人更好。这就是对一个中学的校长信任的问题。 高考选拔出来的都是只会考试的书智力障碍者，综合素质差，高考一卷定终身让很多学子毁了一辈子。很多人都把高考当作改变命运的最好机会,因而都12分的重视它,在乎它.其实这样的话就造成了个人发展方向的改变.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很多人都放弃了他们的爱好.把全部都放在高考的准备上.难道中国就需要只会考试的学生吗?当然不是!这里只是体现了高考的一个弊端,高考其实有很多不完善.也有人为高考抱不平,当然了,我所说的不全是不好的地方,起码现在我们没有办法来改变这个现状,中国是一个关系和金钱的社会,这同样是一个现实.恐怕只有高考才能做到相对的公平和公正.让这些关系和金钱的体制暂时的远离这里!任何时候无论什么东西都有他的两面性!这是一个永恒的规则。而且自己的能力完全不能被现在所学的体现出来，现在学的以后又能用到多少？能力，才是以后真正需要的。 虽然很多人说 高考不是人生的唯一出路但是在现在中国教育体制没有完全改变一考定终身的前提下高考仍然是不能不选择的一条出路！ 高考制度不利于学生的创造和创新能力的发展，严重扼杀了年轻人的想象力。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演讲时称，高考导致学生只知道学习，对其他事情不管不顾，难以具备创新人才所需的综合素质。同时还出现了一种危险的迹象，高考成为一些地方官员捞取政绩的手段。采用全国高等 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由一次考试定终身。现有的高考方法，在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科目中，很难全面反映出学生的素质状况。但往往一次考试不能完全反映学生的学习质量，尤其是不能反映学生能力的高低，有可能使真正优秀的学生落榜。高考制度一统天下不利于人才的培养，中国的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都是一些会考试的学生，这也是中国至今仍然创新不足的重要原因 高考制度与素质教育、创造教育之间的冲突,体现了作为一种选择性考试活动及其功能,与作为一种全面的、应然的考试功能和理念之间的差异与冲突。我国现行的全国性、大规模的统一高考制度,使这一矛盾与冲突更为突出和加剧。在全国统一高考制度，其主要弊端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这种全国统一进行的、单一的书面考试的形式，不利于创新性、个性化人才的选拔，并导致了基础教育中片面的知识教育倾向盛行；第二，现行高考制度加剧、激化了基础教育阶段学生之间的竞争，对青少年学生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与沉重的学习负担，不利于青少年身心的健康成长。仔细分析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及其动因我们发现，后者，即高考给青少年所带来的过大的竞争压力，其实根源并不在于高考制度本身；至于前者，即现行考试制度和方法自身的缺陷，人们并非没有认识到，也不是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是这些替代的办法在我国现阶段还无法全面付诸实施。由此可见现行高考制度出现的问题，其根源在于我们社会发展的局限性，单靠教育工作者或考试工作者一个方面的努力，是不可能根治高考中出现的问题和弊端的。高考对于其本应遵循的教育宗旨的复归，最终还需依赖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近年来，很多地方已经连续几年出现了大城市的高考成绩低于中小城市，城市的高考成绩低于乡村，教育部门的领导不解，城市的教学设备比乡村先进，城市的家长对教育重视，城市的师资力量比乡村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其一是部分乡村中考的淘汰率高，而城市高中较为普及；部分乡村高中违规操作，在高考前以预考或其它方式再淘汰一批高考上线无望的学生；其二是乡村学校学生在校学习时间普遍比城市学生要长，课时更多（对高考“无用”的科目基本上都不开设）；其三高考试卷虽然近些年来由知识立意转为能力立意，对学生的能力要求明显提高，但对基础知识的要求其实更高。（在小综合试卷中，虽然考查的知识点不多，但分值更大。）城市学生普遍基础知识不过关。 新华网：从试卷中我们无法了解学生的思想，无法进入学生的内心世界。这是一张对成年人来说也异常枯燥无味的试卷，而我们的教育对象是尚未成年的学生，有学生说，高考之后最恨的就是学习。我们培养出了一批厌恶学习却会考试的学生，这难道就是我们教育的目标？高考制度成为应试教育的指挥棒,影响了整个学校教育的内容和评价方式,致使学校,教师,学生,家长围着高考转,片面追求升学率,学生一考定终生,负担和压力日益加重,高分低能现象层出不穷等等.诚然,高考在考试内容与形式方面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合理之处,由此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

高考制度的利与弊作文200字

我想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分数这个东西十分熟悉，没错，每次心惊胆战的考试过后，我们迎来的就是分数，在中国这个实行应试教育的国家，分数俨然成为了万千学子学习的唯一鉴定方式，考大学要分数，父母好脸色要分数，分数可以说已经成为我们这些学生的命根子，分数制似乎已经深入人心，这也导致了一些家长的所谓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思想理念，有多少小孩被强迫参加补习班？有多少小孩明明不喜欢，却还是被逼着练琴？有多少人能成为第二个朗朗？不得而知，但我知道，这些小孩失去了他们本应拥有的快乐，而这些，就是应试教育的通病。应试教育指脱离社会发展需要，违背自然发展规律，以应付升学考试为目的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行为，是教育工作所存在弊端的集中表现。

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相背离，采用机械化教育方式培养学生。它以升学率的高低来检验学校的教育质量、教师的工作成绩以及学生学业水平。它以考试为目的，其教育模式与考试方法限制了学生能力的充分发挥，所培养的学生难以适应工作的要求和社会的发展。应试教育下的基础教育出现畸形发展现象，高等教育接纳的生源综合素质偏低，存在重智育、轻素质的倾向。其主要特征是，以片面追求升学率追求高分数。高考的时候学校会不顾学生的前途劝成绩差的学生放弃高考或更改志愿，简单说，就是考试成绩决定命运，从而影响学生的一生。这些例子还少吗？复旦大学博士生投毒事件，各种名牌大学的投毒案，犯罪，这难道不是应试教育所带来的严重影响吗？

应试教育给学生带来太多本不应该有的压力，分数决定一切，但潜在的优点却被忽视，分数俨然成为了老师衡量一个学生好与坏的“标准直尺”.再来看看美国，美国实行学分制，也就是分数放在最后以品德，特长为衡量线，这比起中国的分数制，美国显得十分优秀，我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这么评价中西文化的差别，中国是小学严，中学逼，高中拼，大学混，外国是小学玩，中学混，高中逼，大学拼，这也就是中西教育的极大差别，本应是最该学习的高等知识，却被忽略，许多学子把大学当成是一种解脱，而不是拼搏的“战场”而外国则把高等知识当做重点，可以说中国一日不改变教育模式，想要超越？难比登天，有多少个大学生愿意拼？又有多少个“大学生”真的掌握了知识？一本名牌大学毕业证，就能让自己享受一辈子，谁还愿意去拼？现在的分配制度十分不公，一线工人的工资仅仅只是一个高管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这就是如今的现状，没有人愿意当一线工人，都在向着高学历进发，从而导致国家的一线工人量剧烈下降，高学历成为如今社会的现状，大学生当村官，大学生扫垃圾，试问拼搏那么久的大学，有什么用？应试教育，只是讲求知识上的丰盈，却把素质教育抛诸脑后，这也就间接导致了大学生等高等学历的人的素质缺失，你还能看到多少人能扶老人过马路？你还能看到有多少人能在公车上让座？这是一种由应试教育带来的副作用，也是中国教育的悲哀，我们一直在说减负，一直在说素质教育，试问，有效果吗？微乎其微，减负令初下就发生了家长不满老师作业布置少而冲进学校狂打老师的事件，我认为这就是应试教育带来的副作用，分数制已经深入人心，要改变，谈何容易？应试教育所带来的弊端绝对不止这些，还有许许多多的“副作用”，不得不说，应试教育是一种相当于将人当成机器人来教学的方法，用比较普遍的话来说应试教育相当于一种现代版“八股取士”只懂机械的灌输知识，而不懂得教育他们运用知识，将知识局限于一个范围，试问，世界上还能有多少个钱学森的存在？应试教育限制了人们的活性思维能力，只是局部的讲求知识的丰盈，而忽略了怎样大胆创新，不得不说应试教育是一种弊大于利的教育方式。

我国的高考制度存在那些问题？

一、宏观社会经济原因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我国高校招生面临的经济社会环境已发生很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对高等教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高校招生的改革和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经济社会形态已初步形成；另一方面，在法律的框架内自由、平等竞争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公平、公正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显著特点。在转型时期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维权意识的增强，社会对高校招生公平、公正的呼声日渐高涨。但在人们强烈要求社会公平公正的同时法制还不健全，社会不够诚信，并未提供一个适于公平公正竞争的社会大环境。从理论上讲高校招生必须贯彻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鼓励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但是从高校招生考试的过程和结果看，高校录取新生实际上更多地是以高考成绩作为录取依据，很多时候甚至是唯一依据。多年来为克服这种单一的录取方式所造成的弊端，曾在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综合考核评价考生等方面进行过多次探索，如录取保送生、免试生等，试图改变这种现状；但是，从实际情况看，各种问题相继而生，保送与免试入学等制度只能废止。人们普遍痛恨用弄虚作假来竞争，考试的办法至少在形式和程序上较为公平。以致今日高校招生有继续强化以高考成绩作为唯一录取依据的趋势，高考成绩在高校招生中的分量越来越重，“智”似乎成了唯一，而“德”和“体”可以忽略不计。从根本上讲这是高校招生在法律缺位、诚信缺失环境下无可奈何的沉重选择；同时也是转型时期的特征在高校招生中的客观反映，是高校招生面临的一种“两难选择”。

二、自身制度的缺失和外部环境的局限原因

制度的缺失主要是法律缺位。高校招生工作的主要政策依据是教育部制定的年度文件和各省市招生委员会(教育厅)制定的规定及实施细则。这些规定和实施细则不可能从法律层面上明确高校、考生、招生考试部门、教育行政部门等在高校招生中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一方面由于是年度文件，每年都有变化，缺乏系统性和普适性；另一方面，因不是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不具有广泛的适用性。虽然高校招生在《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中制定了一些基本原则，但是由于缺乏系统完备的法律进行规范，实际上我国高校招生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这是我国高校招生工作面临的最主要的制度性障碍。外部环境的局限主要是诚信缺失。高校招生缺乏一个遵纪守信的社会环境，高校招生各个主体诚信行为缺乏比较普遍。如考试违规舞弊，高校乱收费，中途改变招生规则和做法，对考生作出不真实鉴定及录取新生不报到等。正是因为诚信缺失现象比较普遍，建立良性的高校招生体制和机制基础薄弱，越发困难重重。

三、过多强调管理和共性，存在着“重物轻人”的倾向

在目前我国的高校招生中，往往过多强调的是统一、共性的特质，忽视或者说无法顾及个体和个性。这种“重物轻人”的现象，其实质是以管理为本，以共性为本。主要表现形式为三个“一”：

一是“一考定终身”。考生在6月的“黑色三天”参加集中统一的高考，并根据这三天的高考成绩，决定能否接受高等教育或能上哪一层次的高校。二是“一次填报志愿定终身”。考生在信息掌握受到极大局限的前提下一次性填报志愿，在某些时候志愿的选择比分数更重要，填报志愿成为一种“博彩”，考生以前途和命运作赌注。三是“一次性集中录取定终身”。通常高校招生录取是在较短时间内(一般一个批次的录取时间为5天左右)以及在集中、封闭的状态下，一次性决定考生是否录取以及录取到什么高校。这种录取方式类似于工业生产流水线的操作方式，是将每一个考生“物化”后按照统一标准分类进行批量“物质生产”。这种录取制度和运作模式的局限性表现为：一方面．高校招生的自主权和选拔人才的多样性得不到充分体现，只能以高考分数为主要甚至是唯一判断标准；另一方面，高校和考生的知情权得不到较好的满足与保障，高校无从了解考生在能力和品行方面的表现，考生也很难了解高校的情况。由于填报志愿和录取时间较短，多数考生对自己填报高校的有关情况了解并不全面，这是近年来录取新生不报到人数呈上升趋势的主要原因。最终结果是在统一分数标准之下，录取的是统一“模式”的考生，置高校的多样化需求和考生的个性于不顾。

四、高校招生负荷过重，与其内在要求不匹配

我国高校招生承担的作用，大体有三个方面：

一是为高校选材；二是为基础教育导向；三是为社会的公平负责。尤其是作为基础教育的导向，直接影响中小学教学活动，是导致我国中小学应试教育比较普遍的重要原因。同时由于肩负着为社会公平负责，导致高校招生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和敏感性，始终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发生在高校招生考试中的任何一个细小事情，都会成为全国性的具有轰动效应的大事件。有专家指出在高校招生考试问题上，老百姓和政府是双向脆弱，巨大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并存。从本质上来讲，高校招生与其内在要求相匹配的主要职能应是承担为高校选拔和区分人才，对社会公平负责和为基础教育导向的作用应该逐步弱化。

五、高校招生报考人数太多，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太快

一是报考人数和招生人数急剧增长。伴随着高中生高峰期的到来，考生人数急剧增加，从1999年的288万，持续增加到2009年的1020万。但是现有的高等教育资源全面紧张，特别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紧缺矛盾更加突出，难以满足高校招生继续快速增长的需求。所以高考升学的竞争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同时由于报考人数和招生人数急剧增长，原有的工作系统和工作模式已不能适应，这对高校招生和考试的性质、功能、组织和管理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考试评价和选拔录取方式也都必须改革。二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是在快速发展中完成的。在过去短短的几年中，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翻了两番，进入了国际公认的大众化阶段；规模达到世界第一，用较少的投入办了规模最大、质量较高的教育，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一些在短期内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困难集中暴露在招生工作领域，增加了规范招生管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如一些地方存在的办学经费不足、发展不均衡、独立学院和民办高校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已成为引发少数地方、高校乱收费和违规招生的重要原因。

六、高等教育大众化，使高校招生由选拔性向选拔和区分并重转化

近几年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04年达20％，超过15%的标准，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国家行列。从现实情况看，随着高校招生门槛的降低，只要家庭经济条件许可，绝大多数考生只要参加高考就能被高校录取，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标志性事件，它意味着高等教育整体结构已经发生深刻变革，就必然出现高等教育办学模式的多样化、资源筹措的多元化、教育机会的开放化和高等教育质量的多元化。与此同时与精英教育时代相适应的高校招生制度，就必然面临新的变革，高考的功能已从精英教育阶段的“选拔”性考试逐步向“区分”性考试转变，高校招生所具有的功能不仅仅要为高校选拔精英，还要区分不同层次和类型高校教育的对象。由于高校办学定位和办学水平的差异，高校入学选拔制度不可能废除，部分重点高校招生还应严格选拔；但是，从总体上看，传统的以选拔为主要功能的高校招生制度，必将被日益多样化、灵活化、开放化的考试和录取方式所取代。这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对高校招生改革提出的要求。

七、我国现行用人制度存在一定的消极影响

传统用人观和正处于新旧交替转轨时期的现行用人制度对高考制度也还存在着一定的消极影响。一是在人才使用方面的“高消费”。高消费一般是指人们在购买商品时以超过自己的消费能力或者以昂贵的奢侈品为购买对象的一种行为，是一种非理性的消费行为。而人才高消费则是指用人单位在招聘人才时不以岗位需要为依据，一味追求高层次人才的做法。近年来随着我国高校的不断扩招，毕业生就业人数大幅度增加。毕业生求职时竞争的激烈程度加大，同时就业市场开始转变为买方市场，使用人单位在选择人才时有了更多的余地。这给人才“高消费”提供了可能。许多用人单位在对自身人才需求并不晰的情况下，片面追求高学历人才。结果高职毕业生可以胜任的工作却要招本专科生，本专科生的工作招研究生，依此类推。人才使用的“高消费”，使得人尽其才无法实现，扭曲了人力资源的正常投资行为，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这种不良的用人观念导致了社会对高学历的追求。二是在人才评价方面的“重学历”。一些用人单位在人才评价标准和人才评价的具体过程中还存在偏重知识因素、看重学历背景，忽视品德、能力和业绩的现象，做不到不拘一格选人才。比如一些单位在评价人才时，单纯依据学历对人才进行简单的分类，并以此作为待遇区分的标准。诸如此类用人方式的存在，导致学生在选择学校和专业时，片面追求名牌大学和所谓的“热门专业”等。三是在人才晋升方面的“官本位”。长期以来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社会上仍存在倾向于将那些具有一定行政级别的人看作是优秀人才的现象。人们将职务高低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将职称与行政级别相对应，这种“向官位看齐”的做法，也导致一些学者在科研和教育的过程中，追求行政官职。四是在人才管理方面的“身份制”。身份制是中国计划体制下的一种身份等级制度，它将社会成员按职业划分为农民与市民、干部与工人，按所有制形式划分为全民所有制工人和集体所有制工人，按行政级别划分为科、处、司、部等级，不同身份的人享有不同等级的待遇。

八、新闻媒体的宣传导向有偏差

当前一些媒体在谈到素质教育的极端重要性时，总会痛切地反思只重分数、不重能力的“应试”教育，但每到高考结束，又会津津乐道地大谈升学率。虽然有关部门早已发出不提倡宣传中招和高考“状元”的通知，但是上面是明令禁止，媒体却是我行我素。从百度网站的搜索显示，每年关于“状元”的新闻报道高达数千条。一些媒体把“状元”神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对高考“状元”的宣传，从对其本人的专访，到对其应考的辅导资料的宣传，到对其所在学校的宣传，再到对其家人的宣传甚至发展到对其经纪人的宣传。一些媒体还大肆宣传科举文化、状元节、状元跨马游街等活动。一些媒体甚至与企业结合，组织全国各省的高考状元聚会。不少媒体对于“状元”的报道，无论巨细，跟踪炒作，为应试教育推波助澜。

对高考的部分批评报道，给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家长带来较大压力。2004年高考招生之际，由一些媒体追问的“南京高考之痛”，引发了一场全国关注的教育大讨论。当时江苏一家发行量较大的晚报推出了以“追问南京‘高考之痛’”为题的连续报道。该报记者在高考录取尚未结束时，仅以二本上线人数为准，即对当年南京高考平均分、本科线率等指标的排名情况进行了披露：“南京本科(实际为二本以上)达线考生比去年减少了600人……又一次落在兄弟城市后面”，记者在引导读者反思“高考之痛”的缘由时，提出了“推行素质教育就考不好”、“家教凸显管理漏洞”等问题。关于“南京高考之痛”的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市民、家长纷纷诉诸媒体，指责学校不抓升学率，只抓素质教育没有用；有的学生抱怨学校组织社会实践占用了学习时间；一些教师、专家也纷纷在媒体上发表不同看法……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干扰下，许多学校乱了方寸，高考升学率成了学校唯一追求的目标。多年坚持的素质教育目标被丢弃一旁，加班加点复习、反复做模拟试卷、层层统考又卷土重来。据了解尽管2004年高考招生结束时，南京市公布的本科录取率为40．12％，高于全省36．7％的平均水平；本专科合计的普通高校录取率为82．89％，高于全省76．5l％的平均水平。但业内和社会上对“南京高考之痛”的讨论并未平息，北京、广州、深圳、青岛等地媒体也相继刊登了相关报道。媒体公开指责“高考之痛”反映了社会仍然是以升学率作为教育的评价标准，强大的社会舆论迫使教育在开回头车，走应试教育的老路。北京一家教育刊物为此撰文“南京沦陷和素质教育的悲哀”，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媒体的各种高考广告起了负面导向作用。众多媒体刊登的一些重点中学、民办学校的广告中，以醒目的字眼渲染升学率。一些地区和学校在媒体上刊登大幅广告(专版)展示高考成绩。很多报纸前面讲如何搞素质教育，后面宣称“买我一套方案、指南，让神童走进千家万户”，“你的孩子可以变成神童，4岁能做××，6岁能做××。报纸的正面反映学生负担过重，后面则是加重学生负担的应考资料。每到高考分数公布后，一些高考升学率在当地居前列的中学就会在报上大作广告，称自己在当年高考中“又是赢家，全校高考均分超出全省平均线××分，600分以上高分者有××人”。一些报纸上还赫然登出：“热烈祝贺X

X中学今年高考取得历史性突破!”“全面超额完成县教育局下达的高考指标，本科上线率超出县教育局指标××％，一批学子考入重点大学!”等醒目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