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训诂学的宋元明时代的字义研究

宋代承接五代时期研究古文奇字的风气，学者对大量出土的钟鼎彝器广事搜罗，扩大了眼界，学术思想也因之大为解放。

在经学方面已不完全斤斤墨守古人的成说，而别创新义，如欧阳修的《诗本义》，王质的《诗总闻》都是如此。在解说文字方面则出现了王安石（1021～1086）的《字说》。王安石《字说》把形声字都说成是会意字，“六书”缺而为五，如谓“与邑交”为“郊”，“同田”为“富”，“讼者言冤於公”之类，完全出于主观臆断，虽行于一时，终不免为人所弃置不顾。但同时有另一学者王子韶，他倡“右文说”，认为形声字的声符不仅表音，而且表义。凡谐声声符相同的字大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意义。如“戋” 是小的意思。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都以戋为义。汉字的形声字一般是形旁在左，用以表义，声旁在右，用以表音，所以称声旁为右文。王子韶字圣美，浙右人，有《字解》20卷，失传。他所创声旁有义的学说对后代的训诂学家提出因声求义的方法有很大的启发。宋代研究《尔雅》的有邢昺（932～1012）、郑樵两家。邢昺有《尔雅疏》，补郭璞注所未详；郑樵有《尔雅注》，引旧书以证郭；都各有发明。在南宋期间朱熹（1130～1200）是重视训诂的人，他著有《周易本义》、《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等书。既采用前代旧注的优点，而又参酌新解；解经说字能运用到钟鼎彝器的铭文，见于《诗·大雅》、《行苇》、《既醉》、《江汉》诸篇，这是以前所少见的。在宋代以前学者对古今音异是比较模糊的。到南宋时期才开始注意到古韵问题。吴棫作《韵补》，从古代的韵文材料中考察古人分韵与《广韵》的异同，项安世的《项氏家说》也提出“诗韵”与后代音不同。郑庠又作《古音辨》，讨论《诗经》分韵的大类。这是清代学者研究古韵的先导。对研究词义有一定的帮助。 清代训诂学理论的建立 清代学者受晚明焦竑、杨慎等人提倡古学的影响，极力推崇汉代的经学和小学，重考据，求实证，不尚空谈性理之学。到乾嘉时代“汉学”大为昌盛，为经书、子书作注解的人很多。要解释经传就不能不研究文字、音韵、训诂，所以语言文字之学盛极一时。《说文》、《尔雅》成为人所必读之书。研究《说文》、《尔雅》的重要著作都多至数十种，或刊正文字，或发明古训，各有述造。其他如《方言》、《释名》、《小尔雅》、《广雅》等书也有人为之疏通证明。训诂之学有了极大的成就。著名的训诂学家指不胜数。清代训诂学的发展跟古音学的成就有密切的关系。自清初顾炎武作《音学五书》，根据《易经》、《诗经》等书的韵字开始把古韵分之为十部起，经过江永（1681～1762）、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1752～1786）、江有诰等人的研究，逐渐加详，发展为二十二部，同时戴震又提出韵类通转的学说。在声母方面钱大昕又提出声转的说法，而且发明轻唇音古读重唇音，舌头音、正齿音古归舌头。这些都成为研究先秦古籍和探讨字义的根据。在理论方面清代学者在训诂学方面最大的贡献是沟通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提出研究文字和字义必须理解声音，不理解声音就无以解决从文字形体上所不能解决的问题，甚至有时会陷于迷惘而不知所措。因为语言是用声音来表达意义的，文字只是记录语音的符号，所以必须了解文字的声音，从声音去探求意义。戴震说：“训诂音声相为表里。”（《六书音均表序》）这是很重要的见解。后来王念孙在《广雅疏证自序》里说：“窃以诂训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段玉裁为王念孙《广雅疏证》作序，也说：“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这些话十分精辟，成为清代学者研究训诂的准绳，从而建立了许多推考字义的理论和方法，把零散的知识贯串起来，使训诂学在中国语言学科中成为有系统、有理论、有严谨方法的一门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