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本抑末的原因
第三商人的经济实力构成了对统治者的威胁。商人富埒王侯,如进一步将是权倾王侯,专制皇权怎能容忍?于是历代有种种贱商的规定,这样就形成一个衡量社会贵贱的标准是权的大小,而不是财富的多少。在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前,皇帝可以让贫贱者富贵,也可让富贵者贫贱,全在皇帝一句话。一贫如洗的仕子,只要一进龙门,马上就身价百倍。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学而优则仕”是通向权力和荣华富贵的捷径,因而仕居四民之首。商人经商获利高,人们趋之若鹜,舍本求末,则动摇了专制皇权的国本一一农业的稳定。要巩固国本让农民过安于艰苦的农业生活,就必须厉行抑商、贱商。不难看出商为四民之末,乃是由传统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由此可见“重本抑末”政策的出现,是明代封建统治者为巩固其封建统治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在这种政策的支配下,商人的社会地位自然就屈居末位了。当然明朝统治者奉行“重本抑末”政策,并不是一概不准商业进行,而是在经济政策上充分发挥了商品经济对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经济的补充、调节、支持作用,使商业为巩固其统治服务,只不过在“四民”中把商排列最末而已。朱明建国后曾经针对宋元重税及税制混乱状况进行征课清理,规定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洪武十三年(1380年),下令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皆勿税”。是年又裁撤了税收额米不及500石的364所税课司局。⑾又针对元末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状况,于洪武七年(1374年)设宝钞提举司,造大明宝钞,便利民间贸易和商人贸易。这样商业就在有限的范围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与此同时商人也在夹缝中逐渐得到发展和改变着其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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