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哲学是怎样的

中国道教思想和实践渊源于两个方面。从哲学基础说，道教承袭了先秦以来道家的理论；在宗教的具体形式和内容上，它吸取了我国古代以来的神仙方术等巫术，并借鉴了佛教的宗教体系，从而完善了自己作为一种宗教的教义和制度。

道教的初步形成是在东汉后期，当时有两个教派，一个是张角创立的太平道，另一个是张陵创立的五斗米道，这些都是民间宗教。太平道以《太平经》为经典，五斗米道以《老子》为经典，，也们都利用符箓咒水和为人治病的方式进行宗教宣传和组织工作。三国时期曹魏政权鉴于汉末农民利用道教组织发动农民起义的教训，对道教采取了镇压和禁止的政策，道教在此时陷于沉寂。自东晋起随着社会动乱的加深和传统儒学的衰落，道教开始抬头，并获得极大的发展。道教作为一种新出现的思想体系和组织，必须要为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作出恰当的解释，这就要求道教必须构筑自己的理论基础，并说明道教与儒教、道教与佛教的关系，从而确立自身的独特地位。对构筑道教理论和明确道教和儒家关系起重要作用的是葛洪。

葛洪江南士族出身，精通儒学，又好道学方术，是晋代著名的道教思想家，著有《抱朴子》。在道教理论上，葛洪提出了“玄”、“道”两个概念。葛洪把“玄”作为天地万物的根源，“玄者，自然之始祖”，它神秘莫测，神通广大，可以产生天地万物。“玄”不是物质性的实体，而是绝对的精神性的实体。所谓“道”，“道者，涵乾括坤，其本无名”，也是囊括天地万物的东西，与“玄”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天地人万物的最初生成根源，是超物质的精神实体。“玄”和“道”又与“一”相通，葛洪说：“道起于一，其贵无偶”。“一能成阴生阳”，四时寒暑的变化都依赖“一”的作用。“一”本身无穷大、无穷小，且神通广大，“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存之则在，忽之则亡，向之则吉，背之则凶。”“一”的作用可以归结一句话：“人能知一万事毕。”“玄”、“道”、“一”都是道教的神秘的本体，是构成道教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葛洪思想上兼有道教和儒家思想的成分，他将儒家的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引入神仙世界，使道家方术和儒家纲常名教相结合。但是作为道教思想家，在儒道关系上，他的基本观点是强调道高于儒、道本儒末。葛洪认为道不仅包括与养生有关的事情，而且与人事和治国相关，囊括了自然与人事。“道者，内以治身，外以治国”。由于持有这种观点，葛洪认为道教包容了儒墨名法各家之长，而又避免了各家之短。不但如此他还认为“黄老执其本”，即在政治作用上，黄老是更为根本的，而“儒墨治其末”。“道德丧而儒墨重矣”。

葛洪又进一步阐述了儒与道在政治中的作用葛洪塑像及其特点。他认为“夫道者，其为也，善自修以成务；其居也，善取人所不争；其治也，善绝祸于未起；其绝也，善济物而不德；其动也，善观民以用心；其静也，善居慎而无闷，此其所以为百家之君长，仁义之祖宗也。”而儒家学说的提出，则是由于“君臣易位者有矣，父子推刃者有矣”的背景，因之才有“忠义制名于危国，孝子收善于败家”的儒家学说。这就是说从治道目的上说，儒道是相同的，但从儒道出现的背景上说，两者迥然不同，一产生于“兰五垂拱”的时代，一产生于“刑严而奸繁”的时代，由于这个原因，它们在政治效果上也不相同，道教的治疗效果更为根本，儒家则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理论。

为了说明道教思想高于儒家思想，葛洪又以传统的圣人问题为例，对儒道作了论述，这就是他对“仙”和“圣”问题的结论。传统的儒家思想以圣人为至极，而葛洪则从道教的立场出发，认为圣不如仙。他从以下几点来论述仙圣优劣问题：其一，他认为历来对圣人的迷信是错误的，圣人“与凡人无异者甚多而其所以不同至少矣”。他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这点。其二他认为所谓圣人，不过是具有一技之长的人，并没有什么特异神灵之处。他说：“世人以人所尤长，众所不及者，使谓之圣。”这样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有“棋圣”、“书圣”、“画圣”，甚至“盗圣”。所以圣人并无什么特别的地方。其三就传统上认为属于“治世之圣人”的超人，葛洪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俗所谓圣人者，皆治世之圣人也，非得道之圣人。得道之圣人则黄老是也，治世之圣人，则周孔是也。皇帝先治世而后登仙，此是偶有能兼之才者也。”葛洪对“治世之圣人”与“仙人”作了划分，认为前者不如后者，“仙人”既能“体道以运物”，又能“宝德以长生”，所以比起仅仅能够“治世致太平”的圣人要高出一筹。葛洪理想中的仙人的特点是“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于世，治身而身长修，治国而国太平，以六经训俗士，以方士授知音，欲少留，则且止而佐时，欲升腾，则凌霄而轻举。”葛洪关于对“圣”与“仙”的论述，是对我国传统圣人观的发展。

关于道教与佛教的关系，南齐道士顾欢认为，道与佛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其不同只是在外在的形式上，作用不同，目的不二。他说：释迦牟尼与老子“其圣则符，其迹则反”，其目的都是为了“道济天下”。而道佛在形式上的区别，顾欢在其写的《夷夏论》中明确了佛道异同的几个要点，其一，“道教讲无死，佛教讲无生”；其二，“佛教文而博，道教质而精”；其三，“佛是破恶之方，道是兴善之术”。顾欢的这种认识，代表了在佛道之争中道教独特地位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