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尉缭子》

1.尉缭子有哪些内容《尉缭子》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宋代颁定的“武经”之一。

尉缭撰。尉缭其人史书记载非常简略，《汉书·艺文志》杂家类《尉缭》下著录为“六国时”人，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称“缭为商君学”。

《隋书·经籍志》始著录为“梁惠王时人”，以后各家书目大多沿袭上述说法，但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未详何人书”，宋施子美《七书讲义》则说是“齐人”，明茅元仪《武备志》又说是“魏人”、“鬼谷高弟”，归有光在《诸子汇函》中还说“尉缭，司马错也”。施、茅、归距战国甚远，实属臆测。

因《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一个“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有人“以为秦国尉”的尉缭。因此《尉缭子》一书的作者，究竟是见梁惠王的尉缭，还是做秦国尉的尉缭？引起后人的争论，至今尚无定论。

但从全书人称、语气和内容上考察，开头就是“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尉缭子对曰”，并不断有“听臣言”、“听臣之术”、“臣闻”、“臣以为”等语，又称魏为“吾”、“我”，内容反映了梁惠王时的情况。魏国吴起被谗奔楚，魏军力削弱，兵败迁都大梁，欲于衰落中中兴，“以武事成功”，且多次提到吴起，予以赞美，两次提到“吴起与秦战”。

据此似定为梁惠王时尉缭较合情理。近有学者考证，提出与梁惠王答对的尉缭，正是由大梁入秦的那个尉缭。

《汉书·艺文志》杂家著录有“《尉缭》二十九篇”，兵形势家著录有“《尉缭》三十一篇”。《隋书·经籍志》及《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只有杂家《尉缭子》五卷，兵家不见著录。

自北宋景祐年间编纂的《崇文总目》始，复见兵家《尉缭子》五卷，宋神宗时并与《孙子》等一起被颁定为“武经”，而杂家不再见著录。今传世本即“武经”本。

对于杂家、兵家、今传世本《尉缭子》之间的关系后人也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杂家和兵家《尉缭》本是一部书；有的认为是内容不同的两部书；有的认为今本《尉缭子》是原兵家书，杂家书亡；有的认为是原杂家书，兵家书亡；还有的认为是两部古代残书的合编本。从现有资料分析，《汉志》著录的杂家《尉缭》和兵家《尉缭》，由于《七略》中的两书提要被班固删掉而失传，究竟是内容基本相同或根本不同的两部书，还是同一书的重复著录，难以确断。

但从以下情况看，《七略》的著录体例，多有同一个人的著作交叉著录现象，如被班固认为是重复著录而省掉的《伊尹》、《太公》等十家、二百七十一篇即是；唐魏徵撰《隋书》将《尉缭子》入杂家，兵家不入，而他同一时期撰《群书治要》时辑录的《尉缭子》，与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尉缭子》残简相应的文字大多类同，与武经本（即今传世本）的相应篇目也基本相同，这说明杂家和兵家《尉缭子》很可能是同一部书，只是因为兼有兵家和杂家的思想内容而归类不同罢了。关于《尉缭子》的成书时间，自南宋陈振孙提出《尉缭子》疑非先秦兵书后，明清以后出现伪书说。

1972年《尉缭子》残简在银雀山西汉前期墓葬中出土，内容与今传世本大致相同，不仅均不避汉初几个皇帝“邦”（高祖刘邦）、“盈”（惠帝刘盈）、“恒”（文帝刘恒）、“启”（景帝刘启）、“彻”（武帝刘彻）的名讳，而且书写字体隶书中带有明显的篆书风格，这说明抄写年代应在秦汉之际，成书年代当更早，似由战国时人整理写定，伪书之说不攻自破。《尉缭子》自汉殷，历代均有著录，然卷、篇数不等，有五卷、六卷之分，三十一、二十九、二十四、三十二篇之别，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流传中有佚失，二是分篇不同，如武经本将《兵令》和《兵教》分别分为上、下篇。

今传世本共二十四篇，其篇目和主要内容是：《天官第一》，主要论述战争中“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道理，批驳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兵谈第二》，主要论述立邑、土地、人口、粮食与固国胜敌的相互关系，说明“战胜于外，备主于内”，“兵胜于朝廷”的道理，提出了治国治兵的一些方法和对将帅的要求等；《制谈第三》，主要论述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与战争胜负的关系，提出“凡兵，制必先定”，“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等治军、治国方法；《战威第四》着重论述高昂的士气对于取得战争胜利的重大作用，激励部队士气的方法；《攻权第五》，着重论述进攻的战略战术，强调战前要有充分的思想、组织准备，要善于选择敌人的弱点发起进攻；《守权第六》，主要论述防守中的守城法则；《十二陵第七》，总结了治军的正反十二条经验；《武议第八》，内容很丰富，论述了战争的性质、目的和物质基础，将领的作用、条件和权力，刑赏的原则等；《将理第九》，着重说明执法不明会影响国计民生，造成军需亏乏，使国家危险的道理；《原官第十》，主要叙述国家分官设职的重要性，以及君臣职能和施政办法；《治本第十一》，主要论述治国要以耕织为本，提出了“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的进步观点；《战权第十二》，主要阐述懂得战争权谋的重要性；《重刑令第十三》，主要讲惩处战败投降、逃跑将吏的刑罚措施；《伍制令第十四》，主要讲军队的连保制度及严格军纪、防止。

2.古文翻译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敌无威接翻译：先敌使用权谋，敌人有力量也无法使用，先敌使用武力，敌人有力量也无法抗拒，所以用兵最好先发制人。

出处：《尉缭子·战权》

《尉缭子》从人性论的视角考察了人的心理，提出了不少精辟治国思想，如“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委积不多则士不行；赏禄不厚***不劝，武士不选则众不强；器用不便则力不壮；刑罚不中则众不畏”，后一句话可以作为尉缭子经国治军思想的总纲领。

《尉缭子》受到《六韬》或者当时其他黄老道家治国理论的影响，提出治国应当使人无欲，无欲则没有争夺，没有争斗就没有犯罪和战争，那么天下就太平了，即“反本缘理，出乎一道，则欲心去，争夺止，图图空”。

扩展资料：

本篇指出兵少可用权谋，兵多可用力胜。主张先发制人，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有者无之，无者有之”，使敌人摸不清我之企图。反对“轻进而求战”，也不求“必往有功”。

主张根据情况，见到有胜利的把握，然后决战，所谓“意往而不疑则从之，夺敌而无前则加之，明视而高居则威之，兵道极矣。”

最后指出：军事行动要严守秘密，作战行动要有节制，战场纪律要严格整肃，朝廷决策要高明，将帅选拔要慎重，进入敌人国境要迅速而突然，这样就有可能“不战而屈人之兵”了。

《尉缭子》的思想大体上接近法家，反对孔孟的亲亲原则，主张用严刑峻法治国和治军，某些思想显得非常残暴，全文处处可见“诛杀”这样的词汇，并且大力倡连坐保甲制度。

有意思的是尉缭却非常推崇德、仁义，提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焉”，告诫君主“杂学不为通儒”，言外之意他的理论才是最有用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