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上桥的建桥原因

赤水河的中、上游共有三条支流，分别是东、西涧峪和箭峪。它们都发源于少华山北坡，河源海拔均在2500米左右。上游在基岩山区，流程长度分别在12—13km；出山后，中游流经黄土塬区的流程各长约15km。三条支流汇合后流出黄土塬才称为赤水河。河水通过石桥后，北流3km入渭。上游的出山口和黄土塬边缘的海拔高度分别为800米和400米，由此可以计算出上、中、下游的河床平均比降分别为56‰、28‰、8‰。河床比降的变化影响到流速的大小与河流的携沙、排沙能力，因此在山口形成了巨大的冲积扇，而赤水桥所在的下游河段则比较容易形成淤积。上、中、下游河床比降、流速的变化是所有河流共有的特点和自然规律。影响河床淤积速度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河水的泥沙含量及其变化情况。明朝中叶以后，人口增长加大了对耕地的需求。不合理的过度开垦带来水土流失和洪涝灾害增多。所以才有嘉靖、隆庆以来的“奔流数薄”和万历年间修堤之举。经历了清初的康、乾时期，初步医治了明末、清初战乱和天灾人祸带来的创伤，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再次造成人口急剧增加。由于平原地区人口过载，黄土塬区和基岩山地先后成了农耕开垦的目标。滥垦活动不仅破坏了原有的植被，加剧了水土流失，导致河流下游淤积速度日益加大。自公元1667年下桥建成到公元1832年，由于河床淤积，桥眼壅塞，水流不畅，以致于堤岸累决，洪涝成灾，前后历经了165年。下桥加上桥基的高度为4．5米，以完全壅塞计，平均每年的淤积速率为26．7毫米。上桥于道光年间建成后，“至咸(丰)、同(治)间，山内开垦日甚，河身渐淤渐高，较堤反而隆起丈余，故累致冲决。同治乙巳(1869年)，左爵帅(宗棠)委侯补知县瞿良斌会同华、渭官绅，令民挖沙筑堤，俾河水直达于渭”①。现场勘查可知：上桥全高4米，桥面即在河堤上。如果当时的河床较堤面还高出丈余，则比下桥桥面高出7米。自公元1832年算起，仅历时37年。年均淤积速率达190毫米，超出前一段时期淤积速率的7倍。当时淤积速率增大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山内开垦日甚”，中、上游水土流失加剧，其结果是赤水河下游在清末已成悬河。和赤水石桥相邻，而且形成、演变历史相近的遇仙河石桥同样记录了这一时期当地生态环境的变化和所带来的恶果。遇仙桥也始建于清初(康熙元年至八年间)，地方志中所说“续志昔无梁，诸生李明达、耆民戴永才北伐山石砌为桥。雍、乾两朝屡修葺……光绪十五年，桥东决。上宪拨金三百完缮之。廿一年水涨桥将圮。周太守懋臣来勘，加修桥身五尺。拨银一千一百六十五两……戊戌(1898年)三月桥成”②。对遇仙河石桥附近河床严重淤积，清末已成悬河，及水患频繁的原因等问题，当时的学者也作了精辟的分析：“乾隆四十年，郡侯潘公时选谕耆民胡芸、胡元颖等募资重修。迄今百余年河底沙淤渐高，桥眼闭塞，仅为一隙。堤外地低于河心数丈，遇山水暴发，凭高直下，势若建瓴。冲决之患较赤水更甚。虽年年挑沙无如旋挑旋积，为患日深。推原峻岭不准开垦。久之草木根株盘结坚实，沙石不致随水而下。各河旧积之沙，亦渐顺流入渭。……何可横决为患哉?即山中可垦之地不敷山民种植，而渭北蒲(城)、富(平)等县荒地尚多。但不惰农何患无田!则数十年以后水患渐除，而深林茂树，日就蕃衍，材木亦不可胜用矣。”③可见，退耕还林、还草和易地安置的科学理念和决策古已有之。遗憾的是当时的社会制度和历史背景使之无法实现，遂使水土流失日趋严重，水患也无法根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