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绣在什么时候传播到海外的

在元代官方就设置专门的机构福建织绣提举司来管理刺绣，所以《元史》才有“成宗五年罢福建织绣提举司”的记录，别的地方则没有设置类似“织绣提举司”机构的记载，也许是没有外销的便利。

明代著名学者朱启钤堂在《存绣堂丝绣录》及《纂组英华》等书介绍明代粤绣说：

铺针细于毫芒，下笔不忘规矩，其法用马尾于轮廓处施以缀绣，且每一图上必绣有所谓间道风的飞白花纹，所以成品花纹自然工整。

根据粤绣作品可以看出，它针步短，色彩浓艳，花纹生动写实。清代宫廷曾收藏有明代粤绣“博古围屏”等8幅，上面绣制古鼎器、玉器等95件，有以“马尾缠作勒线，从而勾勒轮出轮廓”。

图案工整“针眼掩藏，天衣无缝”充分显示了明代粤绣的高超技艺，明代粤绣还以国外进口的孔雀尾羽织成丝缕，绣制成服装和日用品等鑫翠夺目，富丽华贵。

据记载当时广州、潮汕妇女多勤纺织，女子到了十一二岁，其家中便为她们准备嫁衣，家家户户都会纺织刺绣。由于当时粤剧和粤曲的繁荣，粤绣又增加了粤剧戏服的新品种。当时广州状元坊制作的戏装已享誉国内，连宫廷戏班也慕名前来定制。1514年，葡萄牙人在广州购得龙袍绣片回国，得到国王厚赏，广绣之名遂传至欧洲，绣品从此输出国外。明代以前的广东刺绣除了提交贡品外，虽然仍在不断地演变发展，但总体而言还是处于自产、自用的较为封闭的自然状态。

到了明代特别是明中期以后，才产生了质的飞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得益于海外贸易。如葡萄牙人传教士克罗兹曾于1556年在广州逗留几个星期，广州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回忆录》中他说道，在广州的街道上，市民们来来往往，人数众多。这里有富庶的原料，很多手工业工人都为出口贸易而工作，出口的产品也是丰富多彩的，有用彩色丝线盘曲地绣在鞋面上的绣花鞋、彩漆绘画盒、硬木家具如写字台、桌、椅、木雕的床、镀金的铜盘、瓷器等，都是绝妙的艺术品。广州的主要街道比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街道还要宽阔。

海外贸易为传统工艺品提供了广阔的商品交易市场，使得原本主要为自用的刺绣品，被开发利用为可以营利的出口商品，为了适应不断增加的需求，生产规模也逐渐扩大。

另外通过海外贸易、商品交流，开阔了广东刺绣工人的视野，促进了刺绣技术的提升。如明末时期的著名学者屈大均对此作过这样的记载：

夷人剪天鹅细管，杂以机丝为之，其制巧丽，以色大红者为上。有冬夏二种雨洒不湿，谓之雨纱、雨缎。粤人得其法以土鹅管或以绒物，品既下，价亦因之。一曰琐袱出哈烈国，亦乌毛所成。纹如纨绮其大红者贵。然服之身重不便，粤人仿为之，似素纺绢而白起云，殊不逮也。

又有以孔雀毛织为线缕，以绣补子及云肩袖口，金翠夺目，亦可爱。其毛多买于番舶，毛曰珠毛，盖孔雀之尾也。每屏尾价一金，屏者一孔雀之尾也，以其尾开如锦屏，故曰屏。

后来在广州东山出土的明代正德年间戴缙墓的随葬品中，发现了

金银线绣补子。可见技术的提升，不仅适应外销的需要，而且也增

加了内销产品的品种，提升了内销产品的质量。此时的广东刺绣已有质的飞跃，不再是以自产自销的较为封闭的自然状态为主的经营模式，而是开始走向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产销分离的经营模式。

当时广绣的绣品通过广州口岸主要输往欧洲。广绣的独特风格也因此得以确立，甚至还影响到海外。

大致在明末时期，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英国曾“创建刺绣同业公会，专门绣制高档华丽的服饰，生产模式与广州相似，上等匠师也多是男工，刺绣用的丝绸、丝线也从中国直接运进。后来在国王查理士一世倡导下，种植桑树，发展养蚕业和丝织业，从而使英国的丝绸业和刺绣工艺，在中国的影响下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