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而后工的成语由来

这个命题的提出不是突然的，而是有着深厚的铺垫的，其直接来源是韩愈的“不平则鸣”的论说。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讲到，“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2]他认为文学作品主要产生于不平的思想感情，而这种“不得已”或言“不平”的思想感情正是源于现实物质世界的不自由，或不公平的生活遭际。这就成了文学创作的真正的动力，只有经历的“不平”多了，所“鸣”出的声音才会更动听更感人。韩愈在另一篇文章《荆谭唱和诗序》进一步阐发：“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娱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3]那么这是不是就是“穷而后工”的理论的源头呢？我们说不是，与“穷而后工”理论比较接近的论说还有很多。与韩愈同时的柳宗元从屈原、司马迁等人的事迹和理论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4]贤哲在当代不得志，不被容于世，然后就把这种不得志的穷困和痛苦发泄到文学作品中去。其作品在当代也必不得志，难行于世。但是历史的发展决不会永远将真金埋没。综观古今文学史上的佳作大多是因不得志而激发起创作兴趣而终成千古流传之文的。就是从唐代文坛上的双子星座－－“李杜”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出“穷而后工”的影子。假如说李白杜甫在政治上都一路坦途、春风得意，那文学史上很可能就少了两个大文学家。大家所熟知“文章憎命达”、“哀怨起骚人”即是二人对于这种复杂的人生体悟的精辟的概说。而这实际上又与欧阳修的“穷而后工”的理论是极为相似的。钟嵘在《诗品序》中说：“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残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5]这里钟嵘从景物气候和个人的经历两方面解释诗歌产生的原因，而强调的仍是个人遭遇的不平，个人的“怨”、“穷贱”，不平遭遇的“感荡心灵”，实际上仍然是“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的范畴。但是这仍不是这种理论的源头。有许多学者已经指出，这种理论的源头就是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6]有人认为应当将“发愤著书”说与“穷而后工”说区别对待。[7]但笔者认为“穷而后工”与“发愤著书”还是有着许多相同之处的，“发愤”的前提在于恶劣的生存环境，痛苦的人生遭遇。这难道不是“穷”吗？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发愤著书”是有意为之；“不平则鸣”、“穷而后工”式的创作无意一些，自然一些，但同样也不可否认这里也有“有意为之”的成分。《孟子·告子下》“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8]孟子的说法是从非常宽泛的意义讲了人之所以成就大事必先经受一番磨难，基本上属于“逆境出人才”之类的道理。但是放到文学上也是可以讲得通的。追溯“穷而后工”说的远祖，有人认为应该追溯到《易》来，黄黎星先生撰文指出，《易》中的几句话，如“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其称名也，……其衰世之意邪”等都证明了“易为忧患之书”的说法。“易之忧患”、“易为忧患之书”，这是汉以来的历代易学家所共持的说法。这几句话欧阳修在《居士外集》卷十《经旨·易或问》中都引用过，并且明确的指出为“圣人之言”。由此断定欧阳修既然肯定这是圣人之言，自然也就认同“易为忧患之书”的说法。当然可以认定《易》是“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理论的源头远祖。[9]自从欧阳修明确提出“穷而后工”的观点以后，在两宋之际有许多的学者文人反复的阐述它。像陈师道、陆游、方岳、陈郁等都有有关的详细的论述。宋以后许多的文人更是乐此不疲。明代的金在《觉非斋文集》里讲得非常详细非常深刻。“人穷诗乃工尔。吾于吾友子良孙君信之矣。子良昔从太学登第为名进士，旅道坦坦，未尝龃龉。当时居行辈中诗名未轶出也。后以非谪交趾三十年，抑郁无聊，暌离愤激，一发于诗而后诗始工。……其间登临吊古，触目兴怀，记物感遇无不形于讽咏。忧而伤劳而不怨，读之令人瞿然起敬。然则子良之诗之工，信乎，由于穷也。夫穷而通天地，自然之理。”[10]这一段充满感慨的论述真可谓知己之谈，“穷而通天地，自然之理”，正是因为“穷”，才使得创作者对于人生、社会有了全新的深刻的体验。穷困之后文人首先体验到的是自己的遭遇，然后推己及人，体悟到人生的遭遇，最后感悟了天地的真诚，从而领会了生活的本质。进而将所有的以前从未有过的心灵的新经历自但是然地表现出来，就成了“一发于诗而后诗始工”、“读之令人瞿然起敬”。赵翼的名句“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11]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也说：“诗以穷而后工，依声亦然。故仙词不如鬼词，哀则幽郁，乐则浅显也。”[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