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斯图里卡的人物生平

少年库斯图里卡很早就喜欢上电影，为了赚一点零花钱，他经常为萨拉热窝街区拍摄的电影打零工，有时也做放映工作。他父亲的朋友也邀请他们拍摄的影片中工作。少年库斯图里卡特别喜欢到萨拉热窝的郊区去踢足球，他结识了一些市郊少年，因为怕他受到不良影响，他的父母决定把他送到国外去学习，以切断他与那些所谓不良少年的关系。他有一个姑母生活在布拉格，于是他的父母就把库斯图里卡送到布拉格上大学。在布拉格时期，库斯图里卡大量接触老电影，这些俄罗斯、法国、捷克、意大利和美国的影片对他后来的电影风格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对电影的浓厚兴趣，库斯图里卡快就进入捷克最著名的电影学校之一：FAMU，他成为那里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在就学期间，他拍摄了两部短片：《真相的一面》UnePartiedelaVérité和《秋天》Automne。他的老师发现了他的天才，其中OtakarVavra教授对库斯图里卡影响很大。1978年，库斯图里卡拍摄了他的毕业作品《格尔尼卡》Guernica，影片通过一个天真少年的视角，审视了捷克的“排犹主义”，该片获得了KarlovyVary国际电影节学生作品大奖。凭借这部短片，库斯图里卡回到故乡萨拉热窝并在电视台获得一份工作。1979年，他拍摄了一部中片《新人故事》Lesjeunesmariéesarrivent。这部影片强烈地表现出安德烈·塔尔可夫斯基的影响，影片故事关于一个乱伦题材，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异常大胆，影片由于敏感的内容而在南斯拉夫禁止发行，但库斯图里卡还能继续留在电视台工作。之后他又拍摄了电视电影《泰坦尼克咖啡馆》CaféTitanic，影片改编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南斯拉夫作家IvoAndrić的同名中篇小说，在斯洛文尼亚的国家电视节上夺得最佳导演奖。1981年，他拍摄了自己的长片处女作《你还记得多丽·贝尔吗》DoYouRememberDollyBell？，该片剧本由库斯图里卡与著名波斯尼亚诗人AbdulahSidran共同完成，并带有明显的半自传色彩，讲述了在铁托集权统治的1960年代，一群生活在萨拉热窝的少年梦想过上西方生活的故事。在影片中库斯图里卡已经表现出对传统南斯拉夫风俗中的荒诞主义的把握及肖像式描写，影片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得最佳处女作奖金狮奖及圣保罗（SoPaulo）国际电影节影评人奖。威尼斯电影节通知他领奖时，他还在军队服役，军方特批了他24小时，允许他去领奖。1985年，《爸爸出差时》WhenFatherWasAwayOnBusiness夺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和国际影评人奖，同时获得普拉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1989年《流浪者之歌》TimeOfTheGypsies，摘走了戛纳最佳导演奖的桂冠，并荣获罗西里尼特别奖。“旅居·流亡”的黄金时代：成名后的库斯图里卡任教于萨拉热窝表演艺术学校，并受聘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导演课程。纽约的教书生活为他开始新的创作拓展了空间，而他的一个美国学生DavidAtkins递交的电影剧本更成为他首部英语影片的基础。1993年，汇集了美国演员FayeDunaway、JerryLewis、JohnnyDepp的影片《寻梦亚利桑纳》ArizonaDream摄制完成，意料之中地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银熊奖。1995年的《地下》（又译《没有天空的都市》）Undergroun使库斯图里卡的艺术事业攀上了顶峰。这部长达三个小时的宏片巨制兼具《爸爸出差时》的政治讽喻和《流浪者之歌》的荡气回肠，以一种近乎不可思议的喜剧方式描绘了南斯拉夫从1941年纳粹占领期间至1995年内战的曲折历史。凭借此片39岁的导演再次摘下金棕榈桂冠。作为一位长期旅居西方的东欧艺术家，库斯图里卡的处境是颇为尴尬的，尤其是当他竟敢拍出《地下》这样公然讽刺铁托政权下所谓革命者的影片，可想而知，最犀利的批判之声立即从他的故乡萨拉热窝传来；同时一些西方学者又把他列入米洛舍维奇（SlobodanMilošević）的同党，谴责他“在博爱、民主和反法西斯的名义下”骗取艺术界的嘉赏。重重压力之下，灰心已极的库斯图里卡对外曾一度宣称不再拍片。1998年推出了描写吉普赛人的最新作品《黑猫，白猫》BlackCat，WhiteCat，该片使他成为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得主。2004年的浪漫喜剧《生活是奇迹》Zivotjecudo获得戛纳金棕榈奖提名，在法国凯撒电影评奖中获最佳欧洲影片奖。他在美国和法国生活了14年，最近才回到贝尔格莱德（Belgrade），在海拔3000英尺的山区斥资100万英镑为自己建造了一座村庄，他为这个“田园天堂”背上了巨额债务，但这却是他心中的柏拉图。“这是我的乌托邦。”他宣称，“我在战争期间失去了自己的城市(萨拉热窝)，现在这是我的家。2007年喜剧《向我承诺》Zavet，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