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当时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的标志

华北事变。

华北事变是指继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之后，1935年日本侵略军蚕食侵犯华北地区的一系列事件的统称。1933年长城抗战《塘沽协定》签订之后，日本暂时将对中国“武力鲸吞”的露骨侵略方式转变为有序推进的“渐进蚕食”方式，即企图一口一口啃噬掉中国。

这样继东北之后，华北顺理成章地成为日本侵略的下一个目标。在日本的既定世界霸权方针下，中国民众和中国共产党、熟悉形势的世界各国观察家都非常清楚，日本绝不会满足仅仅占据东北的现状，华北必将成为东北之续。

华北事变是日本侵略中国、称霸世界的一个重要步骤，虽一时得逞，但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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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即以“分离华北”为侵略中国的近程目标，挑起了“华北独立运动”。透过军事恫吓与外交施压，制造或藉口各种事端，压迫中国就范，河北事件正是日本的一次尝试。

1935年5月2日，天津日租界中的《振报》社长白逾植与《国权报》社长胡恩溥同时遭人暗杀。白、胡两人都是亲日分子。

因此北平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室当即发表声明，谓此案系中国官方主使，乃“对日本之非常侮辱”。5月15日，“孙永勤事件”发生，使日方多了一个挑事的藉口。

孙永勤系热河农民，因不堪日、“满”压迫，集众反抗，沦为绿林。当其活动于热河境内时，伪“满洲国”颇受其扰，故国民政府方面有称孙为义勇军者。

后来孙部退入长城内侧的河北遵化县，依旧抢掠烧杀，华北当局遂将其视为土匪，由战区保安队会同日军加以剿灭。但事后日军却表示遵化县长接济孙永勤，违反塘沽停战协定。

5月20日北平日本使馆武官高桥坦向何应钦递交书面通知，表示日方将追究责任，除抗议白、胡暗杀案外，并表示华北中日关系恶化，肇因于蒋中正表面亲日。

暗中排日于学忠恃张学良为后援，不奉中央命令（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是东北军将领），要改善华北中日关系，必需去除此两大因素。

天津日本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亦发表声明，指责中国佯装亲日，实际上专事抗侧活动，谓孙永勤在热河与停战区内，均受于学忠支持，故华北驻屯军将“依停战协定所赋与之权利，采适切有效之自卫手段。

酒井隆当时已取得参谋本部主管课及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的默许，决定向中国施压，要求国民党中央军、党务机关，及排日人物退出平津一带。

5月26日起，北平、张家口已有日本飞机示威，27日，武装的日军在天津街上游行，故意在河北省政府（设天津）、天津市党部门口喧闹。

何应钦也知道平津日本武官已向军部建议，先去于学忠与张廷谬（天津市长），减少中国驻军，要求党部及宪兵团撤退，以去除蒋、张在华北的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