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时期的刻书与插图是怎样的

五代即五代十国，这一时期，印刷事业比唐代大有发展，印刷地区更加广泛，印刷规模进一步扩大，数量也大幅度增加。伴随着刻书业的发展，书籍插图技术也逐步走向成熟。

五代十国时期雕版印刷的扩大，体现在刻书地点的增多。当时以开封、成都、杭州、金陵、敦煌、福州最为有名。开封为五代梁、晋、汉、周四个时期都城，都城内设有国子监，有名的《五代监本九经》即完成于此。

932年，唐代后期宰相冯道首先倡导刻印儒家经典。据说他看到当时吴、蜀一带刻印的书籍，虽然种类很多，但多是一般平民百姓所用的日历和一些通俗读物及佛经等，唯独没有儒家经典。于是他上书皇帝，奏请依石经文字刻印《五代监本九经》印版。得到皇帝批准后，冯道让当时的大儒田敏等人，召集国子监的博士儒徒，依照当时最好的官方范本《唐石经》的经文，取六朝以来通行的经注本之注，合编成经、注兼有的经本，再经过六七个以上专家学者的仔细阅读精校，然后请书法高手用端正的楷体写出，再组织工匠雕刻印刷。

这样从932年至953年，历经22年时间，《五代监本九经》全部完工。同时还刻印了《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两种辅助著作，共130册，这是官府大规模刻书的开始。

在《五代监本九经》刻成后两年，即955年，儒学大师田敏又奉命刻印了关于解释经书音义的书《经典释文》。这次唐代晚期刻印的《五代监本九经》，因为是国子监印本，后世称为《五代监本九经》，从此，版本学上出现了“监本”这个名词。《五代监本九经》的问世，使古代经书有了统一的标准本，在当时还允许公开出卖，使《五代监本九经》流布甚广，因而对于文化的普及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自此以后，刻书不再是民间书坊或和尚道士的事，而成为历代朝廷的出版事业，对后世印刷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由于朝廷对印刷业的提倡，士大夫私人刻书也多了起来。私家刻书世称“家刻本”。

蜀国的京城成都，在唐代就是刻书业的先进地区，此时更为兴盛。因为这里从唐代末期到宋代初期，70多年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乱，因而经济发达，文化兴盛，人们对书籍的需要量越来越大，加上又盛产麻纸，印刷技术又有根底，这就为该地区印刷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当时后蜀的宰相毋昭裔是私人大量刻印书籍的先驱。他命人刻印了诗文总集《文选》和类书《初学记》，还有白居易编的类书《白氏六帖》。毋昭裔还自己出钱兴办学校，刻印《五代监本九经》，镌刻《后蜀石经》，但未全部完成。在他的倡导下，后蜀文风由此蔚兴。毋昭裔对蜀国文化教育的发展确实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到了宋代毋家所刻的书籍，已遍销海内了。正因为如此宋太祖灭后蜀时，对毋家网开一面，下令把雕版全部发还给毋家。他的子孙继续从事刻书事业，成为成都世代相继的有名的出版家。

另外前蜀任知玄看到印刷术的优点，也在909年至913年，自己出钱，在成都雇工雕刻著名道士、道教学者杜光庭著的《道德真经广圣义》30卷，五年间雕成460多块版，并印刷出来使其广泛流传。

在成都刻印的还有蜀国和尚昙域。他收集了他的师父禅月大师贯休的诗作1000首，在923年雕印出版，题名《禅月集》。这些都反映了五代时成都印书业的发达，从而为宋代享有盛誉的“蜀本”打下了技术基础。

吴越国的京城杭州，印刷业也相当发达。单是国王钱弘俶与和尚延寿就刻印了大量的佛经、佛像、塔图、咒语，印数可考的就达68万多卷，印数之大是空前的。

吴越国的印刷技术也达到了很高水平，印本纸张洁白，墨色均刀，字体清晰悦目，图画也很精美；还有2万幅印在素绢上的观音像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是我国最早的用丝织品印刷的版画，这些都反映了杭州印刷技术水平之高。

后来吴越王王妃黄氏所建的西湖雷峰塔倒塌，考古工作者发现塔砖之内藏有《宝箧印陀罗尼经》，为吴越国所刻印卷首有较简略的扉画。另外考古工作者还发现塔砖内另藏有木刻雕版画，刻有人物故事，较《宝箧印陀罗尼经》卷扉画还要精细。

五代时期著名词人和凝曾在五代各朝为官，一直做到宰相的高位。其人爱好学习，才思敏捷，长于短歌艳曲，尤重声誉，为此他在家乡山东出版了自己的文集100卷，分送给友人，其作品流传到开封、洛阳一带。和凝是文学家出版自己作品的第一人，从此刻印私人文集的风气盛行起来。后晋石敬瑭命道士张荐明雕印的老子《道德经》，就是和凝为该书写了序文，并冠于卷首，使其颁行天下。南唐的京城金陵即今南京，也曾刻印了唐代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几著的史学理论专著《史通》，还刻印了南朝陈徐陵编的诗歌总集《玉台新咏》。

敦煌地处偏僻的河西地区，当时驻守敦煌的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于10世纪四五十年代，先后请刻工雕印了单张的上图下文的各种菩萨像、《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和《金刚经》、《切韵》、《唐韵》等书。

其中制作于947年的《大圣毗沙门天王像》，结构紧凑，中心突出，刻画的线条，刚劲而不呆板，豪放而不粗糙，古朴而不庸俗，充分表现出这一时期雕版印刷技术的水平。与《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同时制作的另一幅木刻雕版画《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除了画面质朴简洁、刻线流畅外，其最大的特点，此画标明“匠人雷延美”所刻。“雷延美”之名，当是古代版画插图史上刻上刻工名的第一人。

《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和《金刚经》除印上曹元忠的名字外，还印有当时刻工雷延美的名字，这是古代历史上最早记载的刻书工人。这几种佛像和佛经是迄今传世的写明主刻人和雕印年款的五代时期的珍贵印刷品。

福州地处东南沿海，当时的闽国国王王审知很重视文化教育，他的大臣徐寅所写的《人生几何赋》，曾被书商刻版印卖，因此他写了“拙赋偏闻镌印卖”的诗句，可见当时的福州已出现了以刻卖书籍为营生的书坊了。

随着刻书业的发展，收藏图书比以前容易了，因而私人和国家的藏书也多了起来。据记载：后梁节度使赵匡凝“颇好学问，藏书数千卷”。后唐大将王都“好囊图书”，家中藏书3000卷。后周张昭积书数万卷，并建有藏书楼。荆南国的学者孙光宪，好学不倦，博通经史，家有藏书几千卷。南唐的3位国君李昪、李璟、李煜都收买图书，兴办教育，“宫中图籍万卷”。吴越国国君钱镠的儿孙都崇信儒学，好藏图书，“家聚法帖图书万余卷，多异本”。所以史称“江南藏书之盛，为天下冠”。

这个时期有成千上万卷的藏书出现，在干戈扰攘时期十分难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五代十国时期刻书业的发达。五代十国时期的木刻插图也是一大特色。

唐代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实际上也是木刻版画艺术的初创期，当时木刻主要服务于宗教的宣传，宗教的大发展使印刷业得以兴盛。至于文学书籍及民间用书中的木刻插图，直至稍后的五代时期才逐步受到应有的重视。木刻版画原本属于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但在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和推广下，木刻版画作品被印刷在书籍之中，从而扩展了书的内容和形式，成为我国古籍发展中的一个亮点。

五代时期由于印度佛教文化的输入，它对于古代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这也恰恰反映在书籍木刻插图艺术之中。

事实上木刻佛画是五代时期图书方面的重要作品。通过图书中的佛画，将佛教的轮回因果的思想加以形象化表达，并把佛和菩萨的形象与人的性格特征接近化，达到普及民众的目的。

图书的插图会给人带来更直观的感受，也便于理解书的文字内容。在当时一般宗教信徒，即所谓“信女”、“善男”，他们之中不识字的就很多，虽然口里念着“经”或“忏”，但是都看不懂经书中写的是什么意义。但是有了插图，至少可以使一般信徒能了解经卷中的大概意思，所以当插图本的经书一出现时，它那崭新的面貌立刻受到了广大信徒们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