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德利图书馆的沿革

1439年，牛津大学收到了来自英王亨利六世的叔父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的第一笔慷慨的捐赠，共有280册书，此事引起了大学当局对于图书馆的重视。他们决定要把图书馆搬迁到一座更大的，而且位置处于大学中央的新楼里，“以便远离尘嚣”。对于任何受中央大街喧闹声所困扰的现代人来说这句话颇有远见。1444年，牛津大学写信通知汉弗莱公爵，大学计划把神学院建筑上面正在加盖的第二层楼作为新图书馆的馆址，并将以奠基人汉弗莱命名新的图书馆。但公爵在三年后溘然长逝，使大学当局争取他更多资助的计划落了空。可是为了感谢公爵对牛津大学的慷慨捐助，1488年落成的新馆仍以他的名字命名。新馆虽然比旧馆大，但布局还是一样的，即放置两排侧面靠墙的双面台架书桌，中间留出宽敞的走道。当时的书籍收藏若能保存至今，定会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汉弗莱公爵是英国第一位重要的新学问赞助人。他对书籍的选择得力于米兰人文主义者皮尔-坎迪多-德肯布里欧的指导，在他捐赠的书籍中有许多是新发现的古典作品，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普鲁塔克的拉丁语译文，还有但丁、彼得拉克和薄迦丘的作品。不幸的是尽管16世纪的牛津学院都很富有，但大学当局却几乎没有集中的资金来维修图书馆设备或购买印刷书来满足当时的需求。结果阅览室年久失修，许多书的皮革封面被撕下来卖给书籍装订工和裁缝。1556年，基督教堂学院买走了图书馆内的所有家具。此后42年中，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图书馆，而大学却没有。1598年2月23日，托马斯-博德利写信给牛津大学副校长：“牛津原有一个公共图书馆，现馆址犹存，但已书去室空，只是大学章程上还有记载。我愿意自己出资将它修复，重新配上座椅、书架、书桌和其它所需品，以此来激发别人的善心和捐赠，帮助图书馆重新配齐图书。”博德利出生于1545年。父母具有强烈的新教信仰，在玛丽女王执政期间移居几内瓦，他便是在那儿长大成人。从牛津拿到学位之后，他还在默顿学院担任了12年的研究员，然后离开牛津，作为外交家去游历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他退休前刚在荷兰担任了八年的英国特使。在那儿他肯定参观了于1594年开放的莱顿大学图书馆。莱顿的榜样也许影响了他自己对图书馆的许多设想，并促使他给牛津大学写信。假如刚成立20年的莱顿大学都能拥有一座公共图书馆，那牛津这么古老的大学怎么能够还没有呢？牛津大学的评议会于1598年3月2日开会时一致同意接受他的提案。于是图书馆的整修工作立即上马。到了1600年，阅览室的修复工作已告结束，但收集图书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博德利深知给捐赠者第一印象的重要性，因此他将正式开馆的日期推迟到了1602年11月8日。这时的书架上已经堆满了沉甸甸的对折本，图书馆的藏书总数达到了299册手抄本和1700册印刷本。两年后詹姆斯一世册封博德利为爵士，并颁发了以他名字命名新图书馆的特许证书。1605年，当图书馆的第一部印刷目录出版时，上面已经列有6000册书，整个收藏被公认为非常完备。汉弗莱公爵图书馆原有的窗户迫使博德利按中世纪的布局安放从墙壁突出来的书桌，但是他没有用台架，而是采纳1590年在默顿学院最早起用的新隔板书架系统，因为这样可以节省放置图书的空间。每一个双面书桌上都配有三格书架。以供放置链条对折本。书架上所有的书都书脊朝内，书的两边封皮都有细线连接，读者将书放回书架时，须将线重新系好。所有的书被分为四大部分，然后按作者名字的字母顺序排列。神学书占据了南面的所有书架。医学、法律和文科（包括数学、历史、哲学和其它所有科目）的书籍都放在北边的书架上。手抄本和印刷书放置在一起，这样两者都可以在同一个阅览室查阅。对折本是对读者开放的，每个书架旁都钉有一块牌子，上有该书架的书目。八开本和四开本需填取书单，由馆长或是他的助手代为取书。这些书都放在东端的小屋里，后来当它们数量增多时，就搬到了对面的墙廊上。特别珍贵的书都放在两个加锁的书柜之内，只有馆长本人才能从书柜取书。天花板上画有鲜艳的图案，在屋梁交叉处是博德利的盾形纹章，而在格子平顶里画的是牛津大学的纹章：主给我光明（Dominusilluminatiomea）。这句格言生动地反映了这位图书馆创始人的信念：学术研究可以从神圣中汲取力量，并从学问中获取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