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若犯了死罪有什么办法能救命，但前提得死一个人

这就是顶凶卖命现象，这种顶罪现象由来已久，东汉时期就有记载：“贫困之民，或有卖其首级以要酬赏”。这种顶罪现象在清代记载颇多，一方面，正凶买人抵命，顶凶者甘心代死;另一方面，受害者家属接受凶手贿赂，明知顶凶也不肯控告。如此操作之后，定谳成案，官府不易察觉，正凶逃避了法律制裁。

清人纪昀曾在《阅微草堂笔记》述及其父的断案感言:“治狱之难也，而命案尤难!有顶凶者，甘为人代死;有贿和者，甘鬻其所亲。斯已猝不易诘矣。”

清代乾隆之后，关于顶凶问题记载颇多，而且福建、广东、江西、山东、直隶、广西、云南、贵州、湖南、湖北等地均出现此类案件的报告，其中以闽粤两地数量居多。乾隆二十年(1755年)，福建按察使刘慥即奏请觅人认凶，加重对受贿顶凶之人的惩罚力度，以整饬贿买顶凶之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福建按察使曹绳柱进一步建议修订顶凶条例，以重罪限犯，改变恶俗，并指出“顶凶之案，直省所未曾有，而惟闽省有之。”

在福建这种顶凶现象被称为“宰白鸭”，“福建漳、泉二府，顶凶之案极多。富户杀人出多金给贫者，代之抵死。虽有廉明之官，率受其蔽，所谓宰白鸭也。……福建人命案，每年不下百数十起，如此类者，良亦不少。”

在“宰白鸭”类案件中，杀人正凶贿买无业愚民送官顶替，贪利顶凶者多孤子无依，所得身价被称为“香灯钱”。因死后有旁人为其继嗣，顶凶者收取“香灯钱”便卖命代死，很少翻供。清人有诗哀叹:“宰白鸭，鸭不言……只图得钱，命比鸿毛轻，为爱鬼头银，甘作笼中鸟。”

由于“白鸭”得钱卖命，甘愿服诬，所以增加了此类案件的审理难度。甚至既使案件复审递至中央，在秋审时刑部官员也时常质疑是否有贿嘱顶凶的隐情。光绪七年(1881年)，惊动朝野的河南镇平县盗犯王树汶临刑呼冤一案，此案主犯贿赂胥役逍遥法外，而逼迫王树汶顶凶，王树汶被严刑逼供形成冤案。王树汶有幸得到重启司法审理而被翻案平冤，但闽地“白鸭”被宰不计其数。清人李岳瑞指出，“此与前纪王树汶事极相类，若树汶者，其真有天幸哉!”

在另一件福建的命案中，顶凶者是一名16岁的少年，但是命案被害人尸体上“伤有十余处，非一人所能为”，所以审案的官员再三讯问仍旧不肯翻供，最终只好定案。定案后官员问顶凶者为何故此固执，少年这才吐露心声：“极感公解网恩，然发回之后，县官更加酷刑，求死不得；父母又来骂曰：‘卖尔之钱已用尽，尔乃翻供，以害父母乎？若出狱，必处尔死！’我思进退皆死，无甯顺父母而死耳。”

清人黄霁清曾作《宰白鸭》诗记述这种现象：“鸭羽何离离，出生入死鸭不知。鸭不知竟尔宰，累累死囚又何辜，甘伏笼中延颈时。杀人者死无所冤，有口不肯波澜翻，爰书已定如铁坚，由来只为香灯钱，官避处分图结案，明知非辜莫区判，街头血漉三尺刀，哀哉性命轻于毛。劝君牍尾慎画押，就中亦有难言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