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际最基本最主要的形式是什么
交际最基本最主要的形式是语言(语言是交际工具)语言不仅是人类思维的工具,还是人类交际的工具。作为社会现象的人类语言,具有一切社会现象的共同特点:为社会服务。人类语言和人类社会是同步产生的,二者是密切相关的。人类祖先为了生存和获得必要的劳动成果,必须依靠群体。只有群体才能增加他们的力量,只有语言才能作为群体之间的交际工具。例如“社会”一词在不同的语言中表明社会、交际、语言三者之间是互为条件、密不可分的。在英语里“社会”(society)有“交际”“协会”的含义;在德语里,“社会”(gesellscbaftlich)原来的含义是“交谈者”“社交宴会”。可见人类语言从产生之日起,就作为人们交际的工具为社会服务,活跃在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之中,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政治生活到日常生活,从此行业到彼行业,可以说是无所不包。可以想见没有语言,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就会中断,社会就可能解体。正如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没有全社会都懂得的语言,没有社会一切成员共同的语言,社会就会停止生产,就会崩溃,就会无法作为社会而存在下去。就这个意义来说语言既是交际的工具,又是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斯大林选集》下卷,1979年,人民出版社,第515页。)人类语言为社会服务,对不同的阶级、阶层、行业和各种集团,即对全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是一视同仁的。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说语言有阶级性,只能是就其内容而言。原始社会没有阶级,但有语言,自然谈不到所谓阶级的语言。在阶级社会不同阶级讲的是同样的语言,没有什么社会主义语言或资本主义语言,也不存在无产阶级语言或资产阶级语言,人们使用的语言都是各阶级共同的。不论是封建农奴主还是奴隶百姓,也不管是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都得遵守社会的语言习惯。任何社会、阶级或个人都不能垄断语言。不管社会制度、阶级、集团之间的斗争多么尖锐激烈,斗争的双方必须使用相互懂得的语言。奴隶反对农奴主的斗争,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南非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与白人政府的斗争,在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双方使用的语言都是一样的。这就是语言的全民性。人类语言不为哪一个阶级或个人服务,它只为全民服务。由此可知语言不是某一个阶级所创造的,而是整个社会中各阶级经过世代的艰苦努力所创造的。语言不是为了满足某一个阶级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满足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需要。所以语言是全民的,对社会是统一的,对社会全体成员是共同的。因此作为人们交际工具的语言,其服务作用不是为某个阶级或阶层服务而损害其他阶级或阶层,而是一视同仁地为整个社会服务,为社会各阶级和阶层服务。人类语言具有全民性,是交际的工具。但这绝不等于社会成员在运用语言表达思想的时候,都是千篇一律、万人一面,而是社会成员因其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等的不同,使语言的运用出现种种变异,呈现各自不同的特点。例如一个熟人打来的电话或写来的信,你就能判断对方是谁。这说明在语言的使用上,有其个人的特点。又如北京女孩子常用“讨厌”表示厌恶等等。同样一定社会集团的人在语言的表达方式上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如人们常说的:这个人说话“满嘴的官腔”,那个人参加工作多年了,还是“学生腔”等。一个人的讲话或写的文章,通过其遣词造句的运用,你就能判断出他(她)的文化程度。前几年区别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的一个标志,就是语言上的“文白”之分。知识分子讲话、写文章喜欢引经据典,爱用“因为”“所以”之类的关联词,有时还用委婉的表达方法,因此就被人们冠之为“文话”(文绉绉);工农兵讲话喜欢直来直去,口头语比较多,用词比较生动,句子也相对简练,因而人们称之为“白话”(简单、明白)。这些语言表达方式上的差异,属于社会语言学上的语言的社会变异。语言的社会变异既表现在说话人所属的社会集团,也表现在对所说事物的评价上。它主要是通过某些特定含义的词汇表达的。例如我国封建社会,等级森严,所以对不同等级的人的死亡就有不同的叫法:天子死叫做“崩”,诸侯死叫“薨”,大夫死叫“卒”,士死叫“不禄”,庶民死叫“死”(未成年的人死了叫“殇”)。语言的社会变异还可因使用场合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一个人在不同场合对不同对象说话往往有不同特点,如在庄严肃穆的悼念仪式上,在正式的外交谈判或贸易洽谈的场合,在欢庆节日的盛大宴会或晚会上,在一般的日常家庭生活中,各有适应不同场合的表达方式。这种变异主要表现在语言的风格方面。但是不论是什么变异,它们都是社会的产物,都是全民语言的不同表现形式,因为它们所运用的语言材料(词汇)和(语法)结构规则都是全民共同的。说到语言是一种工具,人们自然想到它的基本交际职能,即人们是怎样运用语言来进行交际的呢?按照信息论的原理,语言在人们交际中的职能是:说者通过语言发送信息,听者通过语言接受信息,达到交流思想,互相了解。具体过程见图1:语言是在人们交流思想的过程中实现其交际功能的,连续和衔接只是一瞬间的事情。语言作为信息传递的观点,是社会语言学工作者根据信息论原理提出来的。它最早见于阿尔贝勃(Arbib)《大脑、机器和数学》(1964年)一书中的“通讯系统简图”。图2是信息传递的简单机制示意图:除了语言这种交际工具外,还有没有其他帮助人类进行交际的工具呢?如果有的话,它们和语言交际的关系又是如何呢?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但不是惟一的交际工具。也就是说除了语言以外,还有文字、旗语、红绿灯、电报代码、数学符号、化学公式以及身势、表情等副语言交际工具。它们在交际中各自发挥着一定的作用。文字记录语言,是标记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文字使语言由凭听觉感知的口头形式转化为凭视觉感知的书面形式,从而打破了语言交际中所受到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语言的交际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但是文字同语言并不是两种平行的、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工具,文字在交际中的重要性远不能和语言相比。文字是辅助性的,处于从属地位。一个社会可以没有文字,但是不能没有语言;没有语言,社会就不能生存和发展。人类语言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漫长,而文字仅有数千年的历史。几千年汇于百万年之中,真可谓沧海一粟。毋庸置疑文字产生于语言基础之上。今天世界上没有文字的语言远比有文字的语言要多。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据专家统计:中国共有七十多种民族语言,而有文字的语言不超过二十种。可见文字是在语言基础上产生并随着语言的发展而演变的一种重要的辅助交际工具。至于旗语、电报代码、数学符号等交际工具,大多是在语言和文字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后起的交际工具。它们显然没有资格同语言相提并论,因为离开语言和文字,它们就无法存在。就服务领域而言,语言的活动范围非常广阔,服务领域几乎是无限的,而旗语,电报代码等交际工具均在特定领域内为社会服务,使用的范围相当狭窄。客观地说它们只是适用于某些特殊领域的辅助性交际工具,是一种副语言形式。作为副语言交际工具的还有体态语,如脸部的表情、手的动作乃至整个躯体的姿势都可以参加到交际活动中来。这些体态语有时可以脱离语言而独立完成一定的交际任务。例如汉族人用点头表示“肯定”,用摇头表示“否定”;西方人摊手耸肩表示“不知道”或“无可奈何”。常见的通行体态语有鼓掌欢迎,挥手送别,举手为礼,伸舌表示惊讶,流泪表示悲哀,手舞足蹈表示欢喜,跌足表示后悔,咬牙切齿表示仇恨等。在特定场合使用体态语方式进行交际,往往会收到比只用语言表达更好的效果。但是体态语充其量也只能作为语言交际的一种辅助性交际工具,它无论如何也代替不了语言交际的功能。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语言交际工具和副语言交际工具的关系。结论是:“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列宁选集》,1960年,人民出版社,第2卷下,第508页。)文字是建立在人类语言基础之上的一种最重要的(副语言)辅助交际工具。旗语、代码和体态语则是建立在语言、文字基础之上的一般的辅助性交际工具。综上所述交际功能是语言最基本的社会职能,而其生命力的强弱,完全依赖于社会的盛衰。社会进步生产力发展,决定了语言交际功能的充分发挥,使其满足人们越来越复杂的交际需要。这时标志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某种语言的生命力就会越来越旺盛,小语种(就其使用人数而言)会变成大语种,如日语,大语种会变为世界性的国际语言。反之存在于某一社会阶段的某种语言,由于种种原因,丧失了交际功能,不能再作为交际工具而存在,那么这种语言的生命力也就随之枯竭了,如拉丁语、鲜卑语等。由此可见一种语言的交际功能和能力是该语言的生命力所在,而交际功能与能力是否存在,则完全取决于该语言所服务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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