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出自哪里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的渊源流变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是一个在世代累积基础上建构的学术命题。其内涵远自金元发端,于明清始丰富,至近代王国维而集大成。一般认为元代的罗宗信首创了这一观点。事实上,据钱钟书先生考证,金代刘祁才是其发轫者:“(论者列词曲)引静安语为解。惜其不知《归潜志》、《雕菰集》,已发此先说也。”(《谈艺录·诗乐离合文体递变》)《雕菰集》是焦循的另一著述,《归潜志》却是金代刘祁所作。刘祁说:“唐以前诗在诗,至宋则多在长短句,今之诗在俗间俚曲。”(《归潜志》卷十三)其表述中已有将时代与所擅长之文学体式联系的意识。到了元代,罗宗信在《中原音韵·序》中则明确提出:“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可见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唐诗、宋词、元曲已为世人共称。但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即专以韵文立论,对其他时代的代表性文学体裁重视不够。同一时代的虞集则把视野由韵文扩展到整个文学,增加了“汉之文章”:“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亦开于气数音律之盛。”(孔齐《至正直记》)相形之下,他提出了一代必有一代绝艺的命题,这是新的发展。美中不足的是他把宋代之词换以道学,自是传统偏见,反映了我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复杂性。

“一代文学论”之所以出现于金元时代,绝非偶然。因为对时代与其代表性文学的总结必须具备的基本前提是:文学发展需一定的时间跨度,而且文学体裁相对完备。我国古代的文体序列至于元代已基本齐备。站在这一时代,回顾和总结前代的文学发展概况,既具备了文学各体裁需一定时间发展的条件,也符合中国古代文体序列的实际。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在明代虽然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但在具体的内容指向上也表现出了更多的争议。明初的曹安说:“汉文、唐诗、宋性理、元词曲。”(《谰言长语》卷上)其论基本上接续了虞集的观点,而无多少创见。茅一相认为:“夫一代之兴,必生妙才;一代之才,必有绝艺:春秋之辞命,战国之纵横,以至汉之文,晋之字,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是皆独擅其美而不得相兼,垂之千古而不可泯灭者。”(《题词评曲藻后》)与前人相比,他把“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上溯到先秦,表现出了更为宽广的历史视野;但同时他把“晋之字”与其他时代的代表性文学体裁并立,虽然表现了中国古代风行的杂文学观念,但今天看来却有其局限性。稍后的叶子奇虽然也指出:“传世之盛,汉以文,晋以字,唐以诗,宋以理学。元之可传,独北乐府耳。”(《草木子·谈薮篇》)但是这一观点并无新见,而且将文学、艺术、学术三大门类的体裁并列,表现出了更大的局限。在王国维之前,真正专就文学立论,最符合今人之文学观念的提法来自王骥德。他在《古杂剧序》中说:“后三百篇而有楚之骚也,后骚而有汉之五言也,后五言而有唐之律也,后律而有宋之词也,后词而有元之曲也。代擅其至也,亦代相降也,至曲而降斯极矣。”虽然他专就韵文而言,但是增加了诗经、楚辞、古诗,文体序列最为完备,而且把文体演变中的代降说与代胜论相结合,可谓是总结、集成之言。后来,陈继儒也曾说:“先秦两汉诗文具备,晋人清谈书法,六朝人四六,唐人诗小说,宋人诗余,元人画与南北剧,皆自独立一代。”(《太平清话》卷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论说中表现出了对成熟于唐代的小说的重视。但其缺陷是把清谈、书法、绘画杂糅于文体序列之中。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代有一代之胜的观念在晚明体现出了时代精神的内涵,这从王思任和卓人月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王思任认为:“一代之言,皆一代之精神所出。其精神不专,则言不传。汉之策,晋之玄,唐之诗,宋之学,元之曲,明之小题,皆必传之言也。”(《王季重十种·杂序》)晚明是一个思想自由、个性解放的时代,所以体现这一时代精神的小品文也空前兴盛。王思任标举“小题”为有明一代之胜,识见敏锐而精到。卓人月说:“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

《挂枝儿》、《罗江怨》、《打枣杆》、《银铰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陈宏绪《寒夜录》)卓人月把一向为士大夫所不齿的民歌作为与唐诗、宋词、元曲鼎立而列的一代文学,虽然与王思任所见不一,但同样表现出了先进的文艺思想。而且作为晚明时人,他们都在前人基础上增加了“明之一绝”(或为小题,或为吴歌),这本身就是对“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的丰富和

发展。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在清代继续得以丰富和完善。尤侗说:“或谓楚骚、汉赋、晋字、唐诗、宋词、元曲,此后又何加焉。余笑曰:只有明朝烂时文耳。”(《艮斋杂说》卷三)可以看出,除了把晋字与文学体裁并列外,尤侗的观点其实比较完备了。大约同时的李渔说:“文章者,心之花也。花之种类不一,而其盛也亦各以时。时即运也,桃李之运在春,芙蕖之运正在夏,梅菊之运在秋冬。文之为运也亦然,经莫盛于上古,是上古为六经之运;史莫盛于汉,是汉为史之运;诗莫盛于唐,

是唐为诗之运;曲莫盛于元,是元为曲之运。运行至斯,而斯文遂盛。”(《名词选胜·序》)顾彩:“一代之兴,必有一代擅长之著作,如木火金水之递旺,于四序不可得兼也。古文莫盛于汉,骈俪莫盛于晋,诗律莫盛于唐,词莫盛于宋,曲莫盛于元。昌黎所谓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者,其是之谓乎。”(《清词词序》)与前代相比,李、顾二人并没有在时代及其代表性文体上提出什么创见,但他们或以花喻,或以鸟比,阐析“文之为运”,表现出了对形成“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现象原因的思考和探讨。虽然探讨的角度和深度存在一定问题,但毕竟表现出了一种可贵的意识自觉。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经历了金、元、明、清四朝的沿袭流变,但对王国维直接有启发和影响的当属焦循:“楚骚、汉赋、魏晋六朝五言、唐律、宋词、元曲、明人八股,都是一代之所胜。”(《易余录》卷十五)其实焦循基本上继承了尤侗的观点。不同的是,他是从作品选本来看待每一时代代表性文体的,所以他的文学观念相对来说更为成熟、清晰,而且直接启发了王国维。

后来王国维在1912年发表的《宋元戏曲史·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可以看出,王国维正是接续了焦循的观念,并作出修正和完善,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所以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非王国维一人一时独创,而是由金、元、明、清及近代多人累积形成的学术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