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调元的人物生平

光绪三十二年（1906）春，回到上海，湖南同与姚宏业等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接纳归国学生。不久回醴陵主持渌江中学校务，暗中与洪江会首领李香阁、龚春台联络，从事反对帝制革命活动。同年4月6日，姚宏业效法陈天华，投江自杀。宁调元在醴陵听到噩耗，迅速赶到长沙，和革命党人禹之谟等商量，决定为陈、姚二人举行一次盛大的公葬。5月6日，宁调元由易本羲主盟，加入同盟会。20日，长沙各界近千人在左宗棠祠为陈、姚二烈士举行追悼大会，当场议决将他们公葬于岳麓山。此事遭到湖南劣绅王先谦、孔宪教等人的阻挠，他们向巡抚庞鸿书告状。原先支持公葬的谭延闿等人顶不住，准备改变原议，但禹之谟、宁调元等意志坚决，毅然进行。23日，长沙万余学生上街送葬。一队由禹之谟领头，抬着陈天华的灵柩；一队由宁调元领头，抬着姚宏业的灵柩。两队均穿白衣，擎白旗，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绕市行进。到达岳麓山后，举行了隆重的下葬仪式，禹之谟、宁调元等多人发表演说。公葬是湖南革命力量的一次检阅，也是一次政治示威。清朝官吏和王先谦们坐不住了，于是由学务处出面，张贴布告，指责各学堂学生“纷纷扰动，任意出堂，游行街市，开会喧嚣”，限令将陈、姚二烈士灵柩克日迁葬。布告声言：“如有违抗之人，严拿到案惩办。”面对高压，禹之谟、宁调元刚强不屈，连日在天心阁等处集会抗议。于是学务处再次布告，宣称“除将著名痞徒访拿究办外”，明令禁止开会演说、停课、聚众喧哗、私送传单等“恶习”，杀气腾腾地表示：“害马不去，稂莠不除，欲其保全美质，又乌可得！”7月11日，宁调元经人劝告，逃亡上海。八月下旬（10月上旬），孙中山自西贡到日本途中，船泊吴淞口。宁调元与陈其美、秋瑾等上船见孙中山，共商大计。后与傅熊湘等在上海创办《洞庭波》杂志（后易名《汉帜》），针砭时政，宣传革命。宁调元以屈魂、仙霞、辟支等三个笔名发表诗文多篇。其中《仇满横议》撰文揭露王公贵族的腐败无能和卖国行径，批判梁启超“革命可以召瓜分”等谬论，主张采取革命行动推翻帝制。遭两江总督端方缉捕，再次逃亡日本，任《民报》干事。12月4日，萍浏醴起义爆发后，受东京同盟会本部之命回国。抵沪后与陈其美、秋瑾等磋商，决定分头动员长江一带会党，相机响应，不幸在岳州（今岳阳）为清军水师营缉捕，押往长沙，被判处监禁。他虽身陷囹圄，却密切注视局势的发展，总结失败的的教训，提出重建湘支部的建议。光绪三十三年（1907）春，委托刘谦、李隆建军联络在湘同盟会员，重建同盟会湖南支部。三月写诗贺《神州日报》在上海创办。十月在《长沙日报》发表《论开国会之宜缓》，反对立宪派杨度等煽惑湖南学界联名要求“亟开国会”的主张。次年爱国诗人陈去病、高旭、柳亚子等在上海发起成立革命文学团体“南社”，致书宁调元，宁欣然应允，并在狱中撰写《南社序》，主张诗人作品应反映时代，揭露清王朝的腐败统治。又致书《民报》编辑章太炎，劝其以团结为重，顾全大局，不要辞去编辑职务，以免内讧，继续办好杂志。在狱中还以“此身一日尚存，即不可一日不致力于学”自勉，自订运动、读书、习字、作文四者为日课，持之以恒。狱中3年，共读书2000余种，作诗填词600首，是一生中文学创作最旺盛时期，人称“囚徒诗人”。宣统元年（1909）冬，经谭延闿、龙璋等人联保获释。出狱后到北京担任《帝国日报》主编，发表了许多抨击时政，痛悼先烈，鼓吹革命的诗文。武昌起义后奔走于湖南、湖北之间，进行革命活动，先后在黎元洪、谭延闿的幕府中工作。1912年初在上海参与发起组织“民社”，创办《民声报》。后回湘奔祖母丧，返回上海时，国民社与统一党合并为共和党，反对同盟会的倾向更加明显，宁调元登报脱离民社和《民声日报》。不久赴广东出任粤汉铁路总办，任职期间，律己甚严，廓清积弊，雷厉风行，惩冶贪污。袁世凯窃夺临时大总统权位后，他辞去总办职，赴粤、皖、赣、湘会见陈其美、柏文蔚、李烈钧、谭延闿，积极联合东南诸省讨袁力量，密商武力讨袁大计。袁世凯称帝野心日益暴露，宁调元辞去铁路总办职务，由粤至沪、皖、赣，与陈其美、柏文蔚、李烈钧等秘密协商，拟订讨袁计划。民国二年2月，由南昌密电谭延闓等，指责袁世凯破坏共和，希望湘人团结一致，与各省协筹对付。宋教仁被刺宁调元赶至上海会见孙中山、黄兴，主张武力讨袁。孙中山委任为秘书长。由黄兴派赴武汉，参与策划运动鄂军发难。他认为二次革命如能在武汉首先发难，定能斩断袁世凯的一翼，并推动东南各省武装起义。4月，自请秘密去武汉。6月下旬，黎元洪突然派兵搜查《民国日报》报馆，发现第二次革命有关计划、文告。6月24日晚詹大悲决定提前攻打汉阳制造局，不克。不久武昌南湖的炮兵营也相继举事，因寡不敌众，全营覆灭。6月26日，宁调元与熊樾山在汉口德租界宝贵旅馆同时被捕。7月5日，被引渡到武昌军法局。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以反袁为主旨的“二次革命”爆发。8月4日，袁世凯下令将宁调元“在鄂就近讯明，按法惩办”。9月25日，宁调元以“内乱罪”被杀害于武昌抱冰堂，年仅30岁。后归葬醴陵西山。北伐后国民政府下令褒扬，称“先烈士宁调元，赋性英毅，学术湛深，早岁奔走革命，屡濒危难，矢志益坚。癸丑之役联络长江各省密谋响应，尤著勋勤……”并拨款修墓建亭。于右任撰书碑文，柳亚子与傅熊湘编印《太一遗书》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