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英的我要为国家工作

“我这种特殊经历，给我在北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常人难以理解的困难，作为无党派的爱国人士也受到党的特殊政策照顾。海外的亲戚和友人对于我能够到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这样的机要单位工作，很羡慕；对于我居然能和我生长背景完全没有衔接点的同事们一起工作，被接受而融入这个社会感到很好奇。”陈云英谈到自己刚来的阶段，说她经常跑到教育部去“报到”，骑自行车去，一等几小时也没关系。“那时人心都很单纯的，我就自己去教育部的特殊教育处，我要为国家工作！但一时也没工作安排，就给他们义务做翻译，中英文都做。国际司考察团来啦，我也陪着。当时的社会没有现在这么规范，教育部特别亲民，你来了就来了。我找处长门房让我填个会客单，我就进去了，处长很慈祥的，我就帮他们做好多翻译。我太闲了一个星期去两次。”后来陈云英发现，居然为以后的工作积累了人脉。“我什么身份也没有，就是一个找工作的留美博士，我去教育部玩，时间长了，他们什么研讨会也让我去。北京那时的公交车要很有技巧才能挤上去，下雪天我自己挤公交车挤不上去了，就迟到两个小时，开会的人都知道，那个挤不上公交车的又来啦！哈哈！我没觉得自己是旁听的，我还有什么说什么就发言呢！那真是快乐的日子！”陈云英很快进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当时她3次向所长吴畏提出“不要求单位分房，不要求格外加工资，不要求破格评职称，不要求追加工龄”，结果陈云英一直拿着和国内学历同事们一样的工资，在论资排辈的体制下，工作9年后才评上研究员。香港以及国外的朋友们都说她是“终身志愿者”。在陈云英的心里，祖国给予的最真切的感动，来自她出席的国际教育界各种研讨会。发来的邀请极多，让留美的她发挥了优势。尤其是各个联合国分支机构的大会上，每个国家的代表座位上都放着国旗，这让陈云英真正感受到了“中国”的力量。“每一次的报告、每一次的参与讨论，都一再地提升我与国家、民族命运更加紧密的生死与共的关系。我因为爱国而回来，我回来后的经历，是我的精神与灵魂与我的先辈的结合，我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渴望，使得我说的话和我做的每一件事，都不再是‘我个人’的愿望或成就。”她说有时她忘记了自己的渺小，为了社会发展、教育事业的提升、残疾人群的平等问题而慷慨陈词，语惊四座。“女儿小学的时候写过一篇作文，我到现在都很感动。作文中说她在美国有一个好同学，是一个墨西哥女孩。在临走时告别，墨西哥的女孩说她很羡慕我女儿，因为‘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你们的祖国充满希望，有很多机会可以等着你’。这篇作文一直在打动我，也让我相信，我的选择没有错。”“我开始工作，我慢慢有了一些学术成果，开始发出比较强的声音，才开始听见有人反对我，说我是台湾来的，是美国来的，对中国根本不了解。”林毅夫和陈云英对于中国的发展都有一种朴实自然的乐观，“有很多老一辈人，认为我这种发展观不对”。比如陈云英号召最高精尖的人才聚拢在特殊教育方面，“很多人说，你放着漂亮的、聪明的、健康的孩子不管，要去管傻孩子？咱们国家连普通教育还没搞好，搞什么特殊教育？认为我太理想化”。“任何一个国家走现代化的路，特殊教育都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这里需要的是专业水平最高的，教育学、心理学的核心技术。”陈云英说她到过的很多地方，对特殊教育还存在歧视，“师范教育里淘汰的学生，才会想去学特殊教育”。而对于贫困地区的儿童入学率，陈云英碰到的更多是“思想上的阻力”。“教育部有很多好计划，比如帮助女童、帮助贫困学校等等项目，但是人的观念里还是觉得，老师们只要善良就行了，专业水平不高没关系。最优秀的教育家去大学教书，其次才是中学、小学。本来对于发展障碍的孩子，才应该是最高级的研究人员来参与教育。”她参加的美国特殊教育研讨会，美国一个小组里集合了13种高级人才，让她羡慕极了：“讲出一种人才，我们国家都没有，有语言治疗，物理治疗，听力、心理、精神治疗，还有社区服务专家。”陈云英多年来觉得，“我国社会长期存在科学性的无知”。陈云英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特殊教育研究机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特殊教育研究室。1989年到1994年，她主编的“特殊教育参考丛书”，是我国第一套特殊教育著作，她还创办了《中国特殊教育》杂志，此后的陈云英，被冠以“中国特殊教育第一人”的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