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贤修的相关报道

温州中学按：在胡海帆校长的亲自主持下，“以校史为中心的校本课程”开发正在有序地进行之中。按照既定计划，本阶段，主要是围绕“名校长”和“名数学家”若干名作“点”的研究。沈兴漾老师和邵达老师以校友、知名数学家、前台湾清华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徐贤修为中心，作了详尽的探讨。同时该文在打通“点”（徐贤修）和“面”（数学传统）上，作了大胆的有成效的尝试，为下一阶段本课程的开发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借鉴。1929年，徐贤修考入浙江省省立第十中学（温州中学）高中部，两年后，他和同学辗转去上海投考中国名校。他的同学兼挚友汪远涵投考复旦新闻系，后师从曹聚仁、赵景深，徐贤修则投考清华数学系。半个世纪以后，徐贤修在纪念清华校长梅贻琦的文章里这样写道，“民国二十年（1931年）的秋天，中国南方正在闹水灾……一进入水木葱茏的清华校园，便立下自身砥砺、力图报国的志愿”。徐贤修选择数学作为一生的志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数学是什么），一个是工具论意义上的（数学有什么用）。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相信，数是世界的本原，数学关系是世界上最美丽最永恒的关系。数学的美丽和温中历来的名师荟萃，都十分吸引人。徐贤修的弟弟徐贤议说，在当时的温中，学生把数学作为一门艺术欣赏，和诗歌、音乐相提并论。不过徐贤修选择数学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数学的“有用”。在后来的演讲和讲学中，徐贤修经常提到梁启超的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他说，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自强不息对于年轻的人来说就是救亡图存。那么何以救亡图存呢？新文化运动已经指明了道路，民主和科学，徐贤修选择了后者，温中的创始人孙诒让说过，“由明算学而旁及各种新学”，徐贤修选择了数学。当然对于年仅二十岁的徐贤修来说他或许还不尽知道，他的选择实承载了养育他的这方水土的先贤们的精神诉求，这样的精神诉求，在近百年以后，被人们称之为“温州精神”。徐贤修成为一个数学家或许是一个偶然，但是在他身处的百年间，偏居东南一隅的温州竟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如此众多的数学名家（姜立夫、李锐夫、苏步青、谷超豪、杨忠道等等），必有其历史上、文化上的成因，如此说来，徐贤修的历程似乎又体现了一种必然。细究这种必然，直可追溯到南宋的叶适，以他为代表的事功学派是如此深刻的影响了温州人的思想、观念以及行为模式，以至于当人们提起温州、提起温州精神、提起温州的数学家，就不能不提起叶适和他的永嘉学派。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不止叶适一人，在他之前还有薛季宣、陈傅良，叶适是集大成者。永嘉学派有两大精神内核，一是实效，二是民本。（是政府改革的两大理念，效能革命，以人为本）比如，薛季宣说，“今之异端，言道不言及物，语道而不及事，而清谈脱俗之论，诚未能无恶焉”，薛季宣告诫学生要讲读有关国计民生的学问，要学以致用，见诸事功，不要流于清谈，空言误国。提倡“经世致用”的叶适，在学术思想界举足轻重，清代学者全望祖有一恰当评价：“乾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熹）、陆（九渊）二派，而水心（叶适）其间，遂称鼎足”。在义利问题上，叶适反对当时道学和心学空谈义理和心性，以义理排斥功利，他试图把义与利、理与欲统一起来。在他生活的时代，读书人所学的大多是经术、诗赋，以应付科举考试，而算术、水利等实科却遭人鄙视，叶适则提倡学习内容应该广博通恰，百家之学都可以列为学校教育的科目，以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永嘉学派“经世致用”的事功哲学，一言以蔽之，是出于对天下众生的担当。陈黻宸说叶适，“叶正则与及门言天下事，每激切哀痛，其声动人，闻者至泣下不自禁”，拳拳报国之心跃然纸上。近代在孙铿鸣、孙依言、宋恕、陈虬、陈黻宸等温籍知识分子的不懈努力下，永嘉学派的事功哲学得以复兴，这些杰出代表之中，尤以孙诒让为甚。孙诒让是朴学大师，著作等身，为永嘉学派事功哲学的承继与发扬呕心沥血，曾历时八年纂书，书成即蜚声士林，被梁启超誉为“殿有清一代，光芒万丈”，章太炎盛赞之“三百年绝等无双”。孙诒让对事功哲学的承继，更是体现在他的身体力行上。孙诒让生处的时代，中国已积弱多年，列强环伺，有志之士纷起，办实业，举教育，科学救国。孙诒让在温州积极发展农业商业，以实业救国，组织富强矿务公司，开采永嘉铅矿，创设东瓯通利公司、大新轮船股份公司，租用轮船开辟温州至上海沿海航线。因痛感国家日非，怀着“自强之愿，莫于兴学”的信念，孙诒让绝意仕途，居家兴学，在温处两府兴办各类学校达300余所。他首创学计馆（算学）、方言馆（外文）、蚕学馆（农桑），接着创办温州府学堂（温州中学前身，旧址仓桥）、温州师范学堂，开启新学先河。孙诒让尤重数学，他明确提出数学“实西艺之原本”，“由明算学而旁及各种新学”。孙诒让身后有众多温籍数学名家，温州亦以“模式”、“精神”举世闻名，这并非偶然，实质上，叶适也好，温州数学家也好，“温州精神”也好，都是一脉相承的。1931年前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这样的传统正汹涌激荡，而年少的徐贤修需要做的，似乎仅仅只是接过火种，迎头赶上。当时的浙江省省立第十中学，已有文理分科，实行学分制，徐贤修选理科。必修课数学26学分，包括平面几何三角、三角立体几何、高等代数、解析几何，物理、化学各10学分，军事训练7学分。选修课范围广泛，如日语、英文理科书籍阅读、应用化学、应用力学、近世几何、测量术、人生地理、音乐、政府组织及法律大意、现代经济组织，其中后两门中必须选习一门。这样的课程设置使学生学有专长，符合实业救国的理想，同时又可使学生通晓时事政经，毕竟，国家需要的不是只会造炸弹的书呆子，需要的是文韬武略、胸怀天下、能够救民于水火的志士仁人。课程的设置充分体现了“致用”、“以人为本、社会关怀”的传统，除此之外，学生还有丰富的课外活动，受学生欢迎的活动形式是成立社团、出版刊物，作为学生，这恐怕是最恰当的砥砺自身、关怀社会的方式了。在温中的历史上，成立过很多的社团，也出版过很多的刊物。“五四运动”时期，郑振铎等人创办《新民报》、《救国讲演周刊》，发表《中国妇女解放问题》、《最高艺术的问题》等文章，宣传新文化思想。1933年，徐贤议、白正国、马大恢等36人成立自然科学研究会，并刊出两期《自然科学》期刊，同年，“中国文学研究会”由陈逸人为指导师、赵瑞蕻等十余人参加，并刊出两期《中国文学》大型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引起社会反响很大。除学术刊物外，学校还出版校刊，有《十中期刊》、《温州校刊》，有学生自治会和进步学生主编的《爝火》、《十中学生》、《明天》、《新路》。《爝火》一期刊载的文章，有“资本主义的解剖”、“孔子思想和中国社会”、“新的历史观”、“翻译杂谈”、“科学和近代文明”、“谈谈恋爱问题”、“俄罗斯革命时代底下的知识阶级与平民”、“自由与纪律”等，这些文章的关切主题，大致能够反映当时温中学生的忧国忧民。徐贤修接过了火种。1930年，由徐贤修牵头，十中高中部家住城区的同学成立了“学术励进会”，有38人参加，徐贤修被选为主席，出版了三期《励进》会刊。晚年的徐贤修在回忆夏鼐的文章里说，一个人为学的态度和风范，应该从小养成的，“青年须及早养成严正求知的态度，不宜只是强记以应付考试”。这样的感慨同他早年在十中的经历息息相关，“真的知识”并不能通过死记硬背获得，需借助自己的反思与研究，以及与同学少年的交流切磋。当然徐贤修从十中获得的远不止此，事实上，牵头成立“学术励进会”，出版《励进》会刊这样的经历，使徐贤修成为一个真正的温州之子，这样的实践经历，使徐贤修深有感触，“我们中国士大夫的通病，总是认为读书人一定要会写文章，要拿哲学博士（PH.D.），甚至在博士学位得到之后，还有“超博士”（PostDoctor）的称呼，真是自欺欺人。……我们最需要的是实行家，直接的参与，而非理论家”。这种直接参与的精神贯穿徐贤修始终。的确徐贤修一生的辉煌并非只是在书斋中完成。徐贤修不仅是一个数学家，还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他是台湾清华大学的校长，曾受托创立了誉满海外的台湾新竹工业园区（被称为“亚洲硅谷”）。他也十分关心家乡温州的发展，并身体力行，1998年回乡探亲时欣然受聘担任了温州高新技术园区的高级顾问，并在母校设立了“徐氏奖学基金”。“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马克思的名言、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的校训曾经响彻了整个二十世纪。不过徐贤修的实践精神、他改造现实、关注民生的强烈愿望，并非舶来品。事实上这些可贵的因子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就被家乡的先贤们刻在了他的额头，用来照亮他前进的路程。徐定超故居徐贤修的祖父徐定超，字班候，师从孙依言（孙诒让的父亲），后曾任清末御史，为官清正，不惧权要，支持维新变法，两个儿子分别参加了“光复会”和“同盟会”。“戊戌变法”失败后，徐定超转向医学和济世育人的工作，1909年受聘担任两浙师范学堂监督，启用经亨颐（日本留学生，思想进步，后来是浙江“五四运动”领导人之一）为教务长，聘用一些思想进步立志于改造社会的学者为教员，其中有鲁迅、马叙伦、夏丏尊、沈尹默等。1917年，徐定超夫妇坐船经上海回温州，因所乘“普济”号在吴淞江被英国轮船撞沉遇难，徐贤修当年仅6岁，从那时起他就不食海鲜，直到晚年不变初衷。七十年以后徐贤修在怀念忆他的祖父时这样子写道，“祖父为我启蒙的一幕，至今尤在怀念之中。祖父握着我的手写了四个楷字‘人、手、刀、尺’，历历如在目前”。启蒙还有祖父品格和抱负，以及由此衍生开去的那些继往开来的永嘉学派先贤们的品格和抱负。徐贤修怀揣着抱负，背井离乡，负笈北上，终于成为温州数学家中的一员。1932年，徐贤修北上的后一年，其学弟赵瑞蕻接过火种，在《爝火》的发刊词上，赵瑞蕻书写下心情故事：我们的爝火在朝阳光辉中诞生，像一个新的生命开始她的歌吟。不要蔑视了这点新的微光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