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佩雷菲特的阿兰·佩雷菲特

他在从政的同时一直在学术上孜孜不倦地耕耘，他一生共写了二十多部著作，其中《法兰西之病》和《当中国觉醒时》刚一出版就引起轰动，之后不断再版，印数高达几百万册。由于他突出的学术贡献，他先后当选为法兰西文学院院士和道德及政治科学院院士。在法国得到一个院士的头衔已经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学术权威”，佩雷菲特先生一人独占两个头衔，其学术地位可见一斑。但是他仍不满足。步入晚年之后，他又开始研究经济学。他研究了大量古典经济学的著作，认为他们都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信心”。于是他着手研究这一问题，写出了一部500多页的经济学著作《信任社会》，阐述了信心这一非物质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为了检验他的观点，他把这本书当作国家博士论文来答辩，让法国最著名的那些经济学家当评委来评判他的研究成果。那些经济学界的权威们认为，他的这本著作是对经济学界的重大贡献，因为他在“传统的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给人创造了一个重要的地位”。佩雷菲特先生被法国新闻界喻为一生有两大癖好：戴高乐将军与中国。他从政后一直跟随在戴高尔将军左右，后来又成为法国“戴派政党”的领导人之一。晚年他写了许多有关戴高乐将军的回忆录。另外从70年代初第一次访问中国起，他一直对中国情有独钟，多次访问中国，先后写了4本有关中国的书，其中《当中国觉醒之时》和《中国已经觉醒》都属于法国最畅销的书。佩雷菲特在谈论中国时，一方面非常重视历史史料，另一方面非常重视中国人自己的看法。他的可贵之处是从不人云亦云，不像许多西方舆论界的评论家那样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事，而是设身处地地替中国人想。在中国最困难时，他始终能坚持自己的看法，对中国的前途持非常乐观的态度。佩雷菲特去世后，法国政坛左右翼领导人都对他表示哀悼，连他的政敌也都对他的人格深表敬意。希拉克总统在悼词中盛赞这位“伟大的记者、教育家、天才的作家、杰出的部长、严格的政治家”，称赞他为国家、思想、当代历史与历史的反思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佩雷菲特为促进法中交流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法国舆论界评论这些著作“永远是未来几代人了解中国的宝贵指南”。为了纪念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提议为他塑像，得到了佩雷菲特家属的支持。法国女雕刻家安娜·玛丽·吉尼翁－莫雷蒂应邀塑造了身着法兰西学院院士服的佩雷菲特半身铜像。2002年10月，佩雷菲特半身铜像正式竖立在中国的武汉大学校园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