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影响汉朝经学发展走向的是哪一部著作

从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转变的原因分析

摘　要:一种思想潮流的形成和转变受各种因素的影响,除了受外显的政治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各种潜流的影响。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的转变,政治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另外佛教的传入也对知识分子造成很大影响,老庄哲学和佛教思想都主张消极避世,二者在相互激荡中必然产生共鸣。读经注经和思辨玄想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认识方式,从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的转变,表明了人类认识方式从感性思维到抽象思维的演进过程。魏晋玄学取代汉代经学,也把人从神本思想中解放出来,走向人本思想

汉代经学与魏晋玄学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哲学形态,分别代表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两种思维方式。有关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转变的原因,从不同视角出发有多种解读模式。从汉代到魏晋之际,在思想领域出现了很大的变动,那就是经学的不断衰落和玄学的日益兴起,其中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思想本身演变的内在逻辑方面的原因。当时社会的政治动乱使汉朝政治上大一统的局面遭到了破坏,打破了经学在学术和社会上的垄断,为玄学的产生提供了契机,但政治变动因素只是造成魏晋玄学取代汉代经学诸多原因中的外显部分,导致两种哲学思想移位的潜在和内部原因在于当时思想、思维发展的规律性。一、政治变动上的原因秦朝的建立结束了诸侯纷争局面,秦朝统一后采用法家思想治理国家天下,但运用法家思想治理天下却导致了自身的速亡。于是西汉初年采取黄老之术,休养生息,但随后又导致诸侯叛乱。汉武帝为了一统天下、巩固政权就急需一套理论学说,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被汉武帝接受,受这种政治气候的影响,以总结经典、整理典故和解经注经等为主要内容的活动遂成为一种风气。这样便导致了汉代经学的兴盛。那么魏晋玄学是如何产生的?汉代末年发生的农民起义和宫廷之变,致使汉帝国统治倾危,出现诸侯割据和相互纷争的局面,大一统的局面遭到破坏,士人阶层普遍感到建功立业的机会渺茫,于是儒家学说也不再能够满足当时士人的心理需求,士人们纷纷转向崇尚清谈的老庄之学。这样中央集权的瓦解为思想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空间,具有个人思维的玄学就在如此背景下获得了成长空间。我们以往对经学到玄学转变的解释,都是较为注重政治方面的原因。可以认为,一种学说在多大程度上盛行与时代政治需要或变动关系密切,以上的解读方式有其合理之处,这是按政治背景来解读一种学说的盛衰演变的方式,这种解读方式也表明了一定时期政治话语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但是除了此种传统教科书解读方式以外,还有更多的文化层面的解读方式,同时也说明用一种理论、模式去理解或规范历史事实是多么的贫乏。二、外来思想的影响中华民族是个积极利用外来文化的民族。汉代强盛时期在政治、经济、对外交往等方面都达到了较高水平,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更是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当时的外来思想文化中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要数佛教思想了,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年代很难考证,但根据史书记载,在西汉时就有佛典、佛僧,表明了那时佛教思想已传入我国。与汉文化重现实、崇人伦、爱生命等积极入世思想相比,印度佛教较重来世、求解脱,讲求清心寡欲不被欲望污染,以超脱日常烦恼、生老病死等人生的各种轮回之苦。这种思想正为现实的不快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当人遭遇现实不能释怀时,就会投向一种追求解脱之道的思想之中。何况,佛教确有对人生各种不适的调节作用。当一个朝代初建时,大多数人总是积极的,但是随着人们对现实的不完满感产生以后,不少人就会转向迷惘。佛教曾在汉代的贵族中流传,当时是为着修来福报。随着佛教经典不断传来,社会变动因素的刺激,佛教思想的传播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老庄思想与佛教思想有很多相似之处,佛教的传播加上先秦固有的黄老思想,就为魏晋玄学的产生埋下了伏笔。玄学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道教思想,这与佛教的传播有很大关系,尽管某些方面的影响不是直接的。佛教传到中国时,正好与传统的老庄文化相契合,也就使玄学在吸收佛老思想的基础上得以产生。三、人类认识方式的转变一个人如何把握宇宙、社会、人生的终极真理问题,通过学习典籍不失为一个较好的办法,即通过领会圣人言辞之中的意思,来达到对终极真理的把握。董仲舒认为经书是圣人发明天意所制的名号,通过学习经书,就可以了解天意。书籍记载了前人的经验智慧,学习书本知识对增加一个人的见解和智慧必然是有益的。汉代整理古代典籍的意义正在于此,这也是那个时代认为的认识宇宙人生的根本方式。那个时代有重视实践和强烈追求知识化的倾向,人们的思维形式多为经验和现实思维。而玄学的方法则是一种抽象的认识世界的方法,讲求直接体悟,“得意忘言”。与经学重典故、重经典文本形成鲜明的对照,玄学注重思辨的方法,从具体、繁琐的现象中超脱出来,从整体出发,去把握反映世界本质的本体。可见,玄学追求的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思辨,同时也表明了一定时期思维方式的转变。四、神本到人本思想转变的要求神本思想在周代社会以前是相当盛行的,周朝的礼俗、祭祀也保持着某种神本主义的传统,周礼其实就是一套神本主义的道德伦理。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各个诸侯之间的战争使人认识到要依靠自己的势力才能达到征服对方的目的,而不是仅仅依靠神灵的结果,从而人们逐步失去对神的信任,不再相信神的力量,这也使当时人们的思想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注重人本身的力量和价值。但是由于秦汉大一统的需要,“君权神授”的思想便开始盛行起来,这实际上是为君主专制的需要而提出的思想,当然也继承了以前神本思想的某些部分。我们知道,儒学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也包含着某种神本倾向。汉代实行“独尊儒术”的治国策略之后,以解经注释为主要内容的经学也极力为君主专制的合理性辩护,例如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学说,把“天”看成是至高无上的主宰者,而人只有领会了上天的意思,才能不受天谴、与“天”和谐共处。处在当时主流思想之外的社会思潮中,有一些较少政治和神学色彩的思想意识,倾向于人的自然本性和个体价值。而当时具有如此思想的一些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和表达自己的愿望,于是就借助于玄妙的思辨,表达了某种自然本体论的思想,其中也突出了人在自然世界中的地位。玄学崇尚自但是轻名教,用自然解释世界本体,就否认了超自然的“神”干预世间事物的能力。正是由于神本思想转变为人本思想的需要,才发展出一套以玄思妙想为主要内容的玄学。其实,玄学提倡玄思妙想也正是提倡独立思考、反对教条的表现,它大大扩展了人们思考和思维的空间,玄学的实质并不是“空玄”,而是有着实际思想内容的哲理学问。五、创作方式的转变先秦思想家的文章多是诗文哲思并重,同时民间也流传大量以抒情为主的诗歌,其中对现实表现出控诉的诗歌比比皆是,但经过秦朝焚书和汉代尊儒运动以后,诗歌发展渐趋衰微,直抒胸臆题材的诗歌表现形式不再敢抛头露面了,此种情况下,发展出一种汉赋形态的文章,其风格是引经据典、赞扬礼仪、歌功颂德等等,其中也有一些讽喻形式的赋,但总的内容趋向却离不开政治题材、帝王故事。汉赋的这种文风被称作高雅,它的形成与政治方面推崇经学研究关系密切。当时谁的文章能够引用古典,就表明谁的道德水准为高,谁的才识就高,如此风气下,以研究经典为目标的经学理当日益繁荣。政权的更迭使他们没有了皇家和正统的标准,圣人也不再被推崇备至,从而晋代的文风浅显,纵横恣肆。由文风的变化也影响到治学的变化,魏晋玄学当然也受到这种文风的影响,不再追求引经据典式的追求真理之道,而是发挥奇异瑰妙的玄想玄思,追求空无的自然无为之境。六、时代人格类型的不同各个时代的文人都有一定的人格类型,例如唐朝文人的奔放性格造就了千古流传的唐诗。在先秦时期,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具有强大离心力的集团,他们具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豪迈性格,敢于讥讽现实政治和各种社会丑闻。所以每个思想家都显得自以为是,各家各派都好像是自己掌握了真理似的。这样时代背景下的知识分子都很自信,也所以发展出形色各异的百家学说,并且相互争鸣。可以根据汉代文风推知当时知识分子的“贤良”性格,正是这种“贤良”性格使他们显得很不自信,唯恐自己说了大话,即使表达一些自己的观点,也要从经典中找到依据,好像怕遭天谴似的。除了一些像司马迁那样敢于说真话的史作家之外,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战战兢兢,其中的原因还要牵涉到政治方面。秦始皇一统天下后曾经坑儒,刘邦也是不怎么读书的皇帝,藐视知识分子,经过一代代的打击压制,知识分子的自信渐渐被扫光。所以汉代的知识分子就慢慢被压缩到只是做学问方面的功夫去了,失去了先秦时期的政治批判功能和特色。魏晋时期的知识分子继承了汉代知识分子的性格,也不过多地过问政治,即使是大一统局面面临衰微,再次出现诸侯纷争,这时的知识分子阶层也不会出现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局面了,他们大多都表现得与世无争,只有贤人来请的时候,才肯出来建功业、立功名。东汉末年的知识分子大多表现出这样的姿态,表现出一种超越的样子,其实是历史造就了他们如此的模样。整个时代的文人性格使得即使是哲学方面的思考也显得很超越的样子,玄学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慢慢生成了。不管是何种思想只有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诸如外来文化、文风、人本、人格等等都离不开当时的整体政治气候的影响。的确,一定时代的政治变动对该时代思想转变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但是一种思想潮流的形成或转变还受各种潜流的影响,是各种历史事件和事实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除了明显的原因外,还要考察影响事物变化的各种因子,从而尽可能地把握历史事变的全貌。通过考察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转变的原因,我们认识到不能简单地把事物变化的原因归结为一种,认识事物也应从各种复杂的联系中去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