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社会学的社会体现

2006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刊发的《印度百姓看病不难》的报道：印度推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度，建立了一套包括国家级、邦（省）级、地区级、县级和乡级医院在内的政府医疗服务体系。除此之外还有各级医疗中心。与此同时政府也鼓励私立医院担负一定的社会责任，为贫穷患者适度减免医疗费用。如此就构成了一个立体的医疗网络。条件不太好的医疗中心，承担着大众的医疗服务；而私立医院，则为那些对医疗有较高要求的人提供服务。印度大学每学期的学费据2006年4月7日《环球时报》报道，是200卢比（约合4.65美元）。住宿费是60卢比（约合1.40美元）。教材自己到书店购买。收费最高的信息技术学院每学期学费也不过600卢比（约合13.95美元）。瑞典在个人所得税中实行超额累进制（最高时边际税率曾达85%），在收入政策上照顾低收入者，加上福利制度中一些扶贫措施，从而有效地抑制了社会两极分化。1977年瑞典全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和最低的10%的人的收入差距经税收和福利相平衡后由10比1降到大约4比1。这一政策使国民收入分配产生了有利于劳方的变化，劳动所得（工资加雇主为其支付的相当工资总额约40%的社会保险金）与资方所得（利润加折旧费）相比已由战后初期的1比1，上升为六十年代的2比1和七十年代的3比1，有些年头甚至达到4比1。这种发展使财产占有的差距也在缩小。1930年至1970年间占家庭总数1%的最富有者的财产占家庭总财产的比例由47%降到23%。社会结构所以开始由传统的金字塔型向枣核型演变。据《南方》杂志报道：巴西虽然是拥有1.8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但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赶上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并且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全民免费义务8年教育和全民社会保障制度。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主张“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对社会福利的基本主张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在人力资本上投资，而最好不要直接提供经济帮助，为了取代‘福利国家’这个概念，我们应当提出‘社会投资国家’这个概念，这一概念适用于一个推行积极福利政策的社会。”一句话，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而不是不要社会福利。“用‘福利社会’取代‘福利国家’已经成为一个约定的基调，……，福利供给的重组应当与积极发展公民社会结合起来。”与此相应，布莱尔在总结他所领导的政府的“工作重点时，把优先权赋予教育、教育、教育。”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对“福利国家”的讨论“把重点转向了‘对可能性的再分配’对人类潜能的开发应当在最大程度上取代‘事后’的再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