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远明的学术思想特点

（一）推崇四大经典的学术思想，并用于指导实践。荣老潜心研究四大经典，尤其对《内经》研究颇深，并深谙其中要旨，荣老的学术观点也多出自于此。《内经》提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观点，疾病的产生是在致病因素的作用下，人体被打破了机体内部物质功能的动态平衡。疾病的发生和变化与正气、邪气有关。外邪侵犯人体，多为机体正气不足，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所以荣老认为疾病的发生与体质有很大的关系，治病时不单针对疾病本身治疗，同时注意增强体质，适应环境，或用药时强调扶助正气。如癌证系“壮人无积，虚则有之”，治疗时，初期虽以痰湿淤滞热毒相互搏结形成肿块积于体内，形成邪实之象，但本病乃本虚导致，所以在一开始就应扶助正气，寓功于补；又如慢性乙肝，也强调本病乃正虚邪毒侵犯所致，治疗时总不忘扶正固本，如应用黄芪、党参、白术等药利于疾病的恢复。脾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脾之健运化生精微濡养全身，肾中精气是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维系着人的生、长、壮、老、已，脾肾强健是机体健康、身体强壮的基础，所以扶正固本以补益脾肾为关键。《内经》指出人与大自然维持着动态的平衡，人应“与天地相应，与日月相参”。由于疾病的发生、发展及转归受多方面的影响，尤其体质因素，所以治病要因人、因地、因时的不同而制定不同的方法，所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具体治疗。例如荣老治疗痹证，认为对于在贵州、四川等地的患者，地处潮湿阴冷，可应用大辛大热之附子、川乌等品，但南宁地处亚热带，患者体质明显不同，若盲目一味应用乌头、附子之品，则不一定奏效，临床需辨证论治，而对于地处亚热带的地区患者，荣老则在用辛热之品时酌情减量或改用五藤汤加减治疗痹证，疗效确切；又如对于平素喜食肥甘厚味，以酒为浆的患者，久则极易损伤脾胃，湿热内生，留注关节，痹阻脉络，而成本病，治疗时不仅需要清热利湿，活血通络，尚需考虑湿热亦困脾胃，注意加用清化湿浊之品。这些都是出自“天人相应”之理。《内经》提出“治未病”的预防思想，“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强调“防患于未然”。荣老将这一理念运用到临床，不但从疾病本身着手治疗，还注意防止传变，例如胃脘痛，其发生发展的规律是早期先是胃气阻滞，脾的运化功能受阻，若病情发展，可由胃及脾，向前发展，或由实证转虚证，或虚实夹杂，治疗时若为胃气阻滞，在和胃止痛时，适当佐以理气健脾，若为肝胃气滞，则宜疏肝健脾，防止损伤脾脏。“治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出自于《金匮要略》，在治疗肝病时，总是不忘运用健脾益气药物，防止肝病传脾。但凡来就诊者都是身患较为复杂的疾病，对此荣老权衡左右，尽量争取早期治疗，预防传变。（二）治病求本，抓住疾病的关键辨证论治是中医治病的精髓，同一种疾病、同一种症状可以有多种原因导致，荣老所以强调治病应朔本求源，寻找疾病的根本原因，进行针对性的治疗。例如：泄泻可有多种病因，或外感六淫或饮食损伤或素体脾胃虚弱、肾阳虚衰或情志不调，临床治疗时当熟识泄泻的症状特点、辨明病因病机，进行辨证治疗，不能因其基本病机以脾虚湿盛为主，均给予去湿健脾，如郁泄，每因情志而发，乃肝气郁结，气失条达，横逆乘脾犯胃，脾胃受制，运化失常导致，此时就不能泛泛施以健脾去湿，否则治疗犹如“去草不去根”，虽治得一时，但“根还会生也”。另外治病时还要注意病情的轻重缓急，抓住主要矛盾，病急则先治其标，缓则再治其本，如中风闭证，属中医急症，乃阴阳失衡，肝阳暴张，风阳上扰，并有气血并逆，挟痰、挟火上冲，内闭于脑，滞于九窍，阻于经隧而成。根据病情风阳上扰，气血并逆，痰火上冲，闭于脑，滞于窍为急，治当先以开、通、降三法合用，待病情稳定后再根据其本质为阴阳失衡而调整阴阳以善其后，阳闭滋阴潜阳，佐以强壮筋骨，阴闭先予健脾化痰；佐以强壮，继后养阴潜降治其根本。又如一些慢性病，如糖尿病人感受外邪后形成感冒，治疗则治新病感冒为先，当新病治愈后，再治疗原来的糖尿病，这些都是先抓住了疾病的关键。（三）注意调畅情志，治病重视治肝中医一贯很注重七情内伤致病，《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三因篇》说“七情，人之常性，动之则先有脏腑郁发，外形于肢体”《内经》上也说“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可见长期的情志刺激可使人体气机紊乱，阴阳失衡，最终产生疾病。肝主疏泄调畅气机，也调畅情志，若情志不调，可致肝气不舒、肝气郁结，“气为血之帅”，气郁日久可生成淤血，又可化火，伤阴，变生他证。荣老深谙此理，临床上很注意调畅情志，治病重视治肝，具体运用起来也得心应手。荣老的病人有一个特点：多为一些疑难病人，即常常是辗转他处，多方治疗无效者。患者长期受疾病折磨，不仅肉体上深感痛苦，而且精神上也倍受摧残。俗话说的好“病靠三分治，七分养”，荣老诊治病人时总是面容慈详、语气平和，争取病人的信任，努力地安慰病人，做病人思想工作，帮助病人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如肝病患者或一些丧失了治疗信心的癌证患者，荣老不仅耐心地听病人陈述，还花费较长时间与他们沟通，让病人心理踏实、放心，有了较好的心态，病人的依从性好，就能很好的配合治疗，疾病自然容易恢复，也避免了因肝郁致病情加重。对于初次就诊的病人，荣老每每就将调畅情志以治肝的内容纳入到整个治疗计划中，相应地荣老看病所花费的时间就较长，这已成为荣老治病的一大特点。荣老不仅在问诊时注意和病人交流思想，让病人解除顾虑，同时在处方用药时，也很注重运用调理肝脏药物，肝病如此，其他一些疾病也是如此。如慢性肝炎患者，乃邪毒侵犯肝脏，导致肝的功能失常，治疗自然应注意理气疏肝，但在运用理气药时，又不可过用辛温香燥，以免损伤肝阴；又如慢性泄泻，一般多认为乃脾虚湿盛所致，荣老提出泄泻不单单为脾虚湿盛，还有因情志因素所导致的，此乃郁泄，治疗时就应当抑肝益脾、药物与思想开导两相配合，而不能只着眼于健脾去湿；对于慢性胃炎、恶性肿瘤等病若为木旺乘土，调理肝脏更是必用无疑，或施以理气疏肝、或养阴柔肝或抑肝扶脾，切合病情，治疗也常常可获桴鼓之效。（四）临证善用古方，但不拘泥荣老认为治病必有主方，医师谴方用药，犹如战场调兵谴将。若“治病用药杂乱，随意拾来，无异于乌合之众，迎敌无能”。而古方是临证处方最佳之选，盖因古方流传至今，实践证明已确有效验。如治疗肝病常用《景岳全书》中的柴胡疏肝散及《伤寒论》中的小柴胡汤；治疗中风常选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的镇肝熄风汤，治疗高血压病选用建瓴汤，治疗痤疮选用《医宗金鉴》的五味消毒饮等。荣老在运用古方时，又注意结合辨证论治，或以经方时方配合，或数方联用，从不生搬硬套，如治疗郁泄时多以痛泻要方合气郁汤加减，治疗肝胃气滞胃痛多以柴胡疏肝散合蛸贝散加减，治疗瘿气多以天王补心丹或生脉散合安神丸加减。荣老遵循古方，古为今用，但从不拘泥，针对来就诊的患者病情疑难，病证错综复杂，或挟痰或挟湿或挟瘀或挟热或兼而有之，病证兼夹较多，治疗照顾方面多，而目前药物多为人工种植，药效不如野生，临证用药以古方为法，适当加减，处方特点是用药剂量多偏大，用药的数量也偏多，例如中后期肿瘤病人治疗时既要扶助正气，又要化痰去湿、活血化瘀和清热解毒，药味自然增多。选方用药不强求一方到底，主要根据病情进行辨证论治，随时增减，但若病机不变，方药对证，可守方一月至两月，或仅对个别药物进行加减。另外荣老还根据自己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自创方剂，如气阴两虚型胃痛者常用自拟的养胃汤治疗，药力精专，切合病情，常常应手取效，有的病人仅两诊即药到病除。（五）治病重在治气治血，善用活血化瘀气能行血、生血，血为气之母，临床诊治疾病时注意调气调血，“有余泻之，不足补之”。考虑来诊病人多为久治疑难者，病情复杂，所谓“久病入络”，“久病必瘀”，荣老临证常常配伍应用活血化瘀之法，如中风病人属中经络者，治疗宜活血养血祛风，即取“血行风自灭”之意。中风闭证乃肝阳挟痰挟火，气血并逆上冲于脑，治疗则应以开、通、降三法为则，其中通法即为活血化瘀，搜风除痰。又如治疗胃痛多加牛膝、五灵脂、丹参；肝炎病人也不忘加用丹参、牛膝之品，肿瘤患者更是常常施以化瘀之法，用丹参、桃仁、红花、三棱、莪术及虫类药物等，运用时常常喜欢用对药，如炮甲性善走窜，走而不守，直达病所，鳖甲软坚散结，两者配合既能化瘀又可散结；另外三棱与莪术；乳香与没药；桃仁与红花等也常常搭配使用，加强活血化瘀之功。总之荣老认为只有通过活血化瘀，治气治血，气血调和，才能保证脏腑物质功能的正常发挥。（六）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中医一贯强调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机体的各种功能活动是相互协调、相互为用的，中医认识疾病着眼于整体，治疗重在辨证论治，治病求本。中医的病名多以症状命名，而在临床上许多病人往往化验检查异常，自觉无何症状，对此荣老常常结合西医的病名进行辨病论治，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如病毒性乙肝病人在临床表现不明显时则结合本病的病因病机特点或疏肝理气或调理肝脾或清热解毒或活血化瘀或以上联合，几种方法交替使用；又如糖尿病病人，多数仅有血糖升高，而自觉无何不适，此时也是从本病的病因病机特点出发，治肾为主，以六味地黄丸加减治疗。一些疾病早期表现为仅有实验检查异常而患者无任何自觉症状，只有当疾病发展到一定程度影响到机体的功能改变时，才会出现临床症状，由于中医对疾病的诊断是以症状命名的，症状不明显时会出现“无病可治”的假象，而此时西医化验检查可有异常表现，所以中医对这些疾病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荣老认为中医与西医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宏观论证中医为优，微观洞察西医见胜，在临床上不排斥运用现代医学手段，注意衷中参西，结合西医的病名，将辨病与辨证有机结合，更好地揭示疾病的本质，从而更好地辨证论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