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制度对当时和后世有什么影响

西周遗留下的制度其实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部分制度的影响甚至延续到了今天。可以说西周各项制度对后世的影响，远远超出一般人想象。

西周根本政治制度是分封制，辅以宗法制，二者互为表里；行政区划采取乡遂制度，以藉田制为基础；西周礼制，以礼、乐为核心来明确贵贱等级，使得西周社会秩序井然。

首先来说分封制。

分封制在周人平定天下时，是激发诸侯征战天下的重要手段。周公二次东征之时，左手以分封制鼓励诸侯主动征战，右手以藉田制分化殷商遗族，使得周人在短短三年内就迅速平定了武庚为首的叛军，稳固了天下。所以在推出之初，分封制对周王室的统一天下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正面作用。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分封制却逐渐体现出弊病：各分封对象拥有的权力太大，导致周王室越来越难以管辖那些桀骜不驯的诸侯以及各级卿大夫们。因而西周晚期后周王室迅速走向了没落——这不但是因为周王室长期分封、使得自身实控土地越来越小，更是因为各诸侯国独立性增强，对周王室形成了巨大掣肘。所以西周的覆灭虽然是各种因素综合导致，但分封制无疑是其中根因之一。

到了后世因为古人对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优劣认识不一，常常会出现某个朝代分封制与郡县制并存的现象。但整体上由于分封制对中央集权的掣肘效应过大，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期都是郡县制占主导。

其次来说宗法制。

在商代宗法制其实已出现苗头，但形成比较完善的制度还是在西周。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但对于诸别子，宗法制也规定了去处：天子之位由嫡长子继承，诸别子则被分封为诸侯；诸侯之位由嫡长子继承，诸别子则被分封采邑成为卿大夫；卿大夫之位也是由嫡长子继承，其他儿子则降格成为士人；士人职位由嫡长子继承，其他儿子从此降为庶人。王、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与工、商、人臣、妾、隶、圉、阍等等一起，就构成了西周等级森严、贵贱分明的社会人群架构。

宗法制与分封制互为表里，使得西周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更接近于一个完整国家。不仅如此宗法制虽然没能成为硬性法律，却给出了一个权力继承的优先法则。所以宗法制对保证一个国家政权交接的稳定性也贡献良多。

宗法制的影响不但是在西周，对后世历朝历代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宗法制以出生、血缘来决定继承权的合法性，明显存在着极大弊端。所以尽管宗法制影响深远，但即便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宗法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究竟是立嫡还是立贤，从春秋或更早时起，就已经出现了变数。典型事例晋襄公死后，其嫡子晋灵公尚在襁褓之中；此时，主政的赵盾就主张另立长君，导致晋国遭遇了一次重大内乱。这次内乱不但令中军佐狐射姑逃亡狄国，下军主将先蔑和大夫士会也被迫逃亡秦国去了。晋国这次改立国君，根本上就是因为赵盾想以“立贤”来取代“立嫡”的宗法制，却最终失败了。

这说明虽然宗法制影响深远，但人们对它还是采取了选择性的保留态度。

接下来说乡遂制度。

乡遂制度是建立在藉田制基础之上的制度，西周初时乡人大多是周人的同族，遂人则多为被周人征服的异族人士。无论是“乡”还是“遂”，都以藉田制为基础，组成藉田“公社”后共同生活、共同劳作。但乡人与遂人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乡人拥有政治权力，有从军的义务。也就是说乡人是“国人”、“士人”，遂人则是“野人”、“庶人”。

随着历史不断发展，不少被周人征服的殷商遗族获得了周人信任，这些殷商遗族的聚居区也从“遂”升格成为了“乡”。所以尽管在《周礼》中记载周王畿内仅有“六乡六遂”，可从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可看出，周王室不但有“西六师”，还有“东八师”、“成周八师”。所谓的“东八师”、“成周八师”，极大可能就是由殷商遗族构成，也成为周王室征战天下的主力。

可随着西周由盛而衰，乡遂制度也产生了异化。

早在周宣王在位时，改革了藉田制，将王室土地全部私有化给各级权贵经营，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乡遂制度的基础。乡遂制度下乡人拥有极大的参政、议政之权，能“询国危”、“询立君”、“询国迁”。可王室“不藉千亩”、将土地私有化后，乡人的参政议政权利也受到了极大限制。既然失去了权利，底层士人从军积极性也遭受了极大打击。周宣王晚年之所以要“太原料民”，正是因为乡人从军意愿大大降低，使得周王室兵力出现了严重短缺，不得已而为之。

进入春秋后列国为了生存，也对西周遗留下来的各类制度进行了各类改革。像齐国的管仲改革、晋国的“作爰田”和“作州兵”改革，都不同程度地将土地私有化，改革了藉田制。藉田制被改革后，士人政治权利普遍受到了限制。所以底层士人效忠对象慢慢转向了家主，而不是国君。所以这两国的乡遂制度在国家层面已事实上消亡了。

而在那些没有变革过田制的诸侯国，如鲁国、卫国等等，乡遂制度则保存得较为长久。这些国家士人的政治地位，自然也比齐、晋二国更高，甚至能驱逐国君。所以在《左传》记载中，常常可看到卫国国君被其“国人”赶下台，被迫流亡国外的记载。

但东周之后藉田制完全消失，乡遂制度也就随之完全消失了，再也没能在历史上出现过。

藉田制是一种原始的农村公社制度。

商周之交时藉田制生产模式相对于奴隶制生产模式，无疑相当于一次土地革命。商王国下的奴隶，一旦逃入周国，就可依据藉田制，以在公田上付出“劳役租”为代价，获得一份“私田”。对商国奴隶而言，这无异于从地狱逃入了天堂！封神演义中说姜子牙动用法术帮商人平民逃入西岐，虽然是小说演义，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商人底层纷纷投奔周人的史实。正如周公所说，“分地薄敛，农民归之；水性归下，农民，归利。”（《逸周书·大聚》）所以藉田制作为一场土地革命，在商周之交时无疑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和政治意义。

但藉田制因为其公社性质，却存在一重大弊端——生产效率低下。每个“公社社员”都平均地分到一块私田，无论工作再努力，报酬都相差无几，这样的模式无法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所以后世管仲在对齐国田制进行改革时，就深刻地指出了藉田制的弊端：“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惮；不告知以时而民不知，不告知以事而民不为。”

正因如此促使周宣王对藉田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把王室土地完全私有化给权贵阶层，周王室只管收取赋税。但这种改革动摇了乡遂制度的基础；而乡遂制度又是周人征兵、政治一项基础制度。所以周宣王“不藉千亩”改革，动摇了周王室统治的政治根基，虽然初期取得了成功，但最终反倒促使西周更快地走向了没落。

进入春秋后不少诸侯国也看出了藉田制生产效率低下的弊端，参照周宣王的改革陆续进行了改革。但像鲁国这类较为保守的国家，也依然保留着藉田制。

可藉田制最终消失在历史舞台上，是因为生产技术的进步。

春秋以前藉田制之所以能长期存在，是因为当时铁器并不普及，单个农户家庭无法独立完成大规模的耕种。所以即便是率先对藉田制进行改革的诸侯国如齐国、晋国等等，也无法脱离集体生产的模式。但到战国时代后，铁器被广泛运用，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得到了大幅提高，藉田制的集体生产模式迅速被列国抛弃，转向了小农生产模式。特别是秦国商鞅变法后，土地从此彻底私有化，藉田制也所以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

西周礼制的目的，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

实际上西周礼制直到今天依然影响着中国人。上到国家、下到普通民众，在饮食、起居、祭祀、丧葬等等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受到西周礼制的影响。当然比起西周时代，礼制对于现代中国人的约束显得更加轻微了。

西周礼制的建立，对于古代中国文明程度的提高，功莫大焉。直到现在人们都常说中国是“礼仪之邦”，西周礼制无疑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以上这些就是西周各类制度对当时和后世中国的大致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