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个什么样的人

苏轼博学多才，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可谓无所不能，无所不精，他的身上有很多的标签。

林语堂曾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这个评价确实很中肯标签一千古文豪苏轼一生，最主要的成就，就是他写下的流传千古的文章、诗词。苏轼的文章体裁多样、个性鲜明、汪洋恣肆，随物赋形、自然天成。他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并驾齐驱，誉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苏文擅天下”，同为“唐宋八大家”。其代表作《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体现了中国文人的忧患意识和人文精神。 其文包罗万象：政论、策论、游记、小品、序跋，应有尽有！苏轼的词内容广度、表现深度皆超越前人，他“以诗入词“，将广阔的社会生活纳入词的表达领域，一扫唐五代柔靡气息，开创豪放一派。其词格调清新豪健，题材广阔，挥洒自如，气势磅礴，被誉为豪放词开宗立派之作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更成为“千古绝唱”。苏诗想像奇绝，清新豪健，在艺术表现上独具一格，在宋代诗人中首屈一指。诗歌代表作有：《和子由渑池怀旧》《惠崇春江晚景》《题西林壁》《望海楼晚景》《雪后北台书壁》《饮湖上初晴后雨》 《赠刘景文》等。标签二艺苑宗师苏轼博学多才，不仅是文学家、诗人、词人，苏东坡还是书法家，画家、发明家、工程师、音乐家，在众多的艺术领域，他都表现出超乎时人的卓越才能。苏轼的书法能够融会百家之长，独辟蹊径，自成一体，形成丰腴跌宕、大度硕美的风格，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其代表作《寒食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苏轼在绘画上，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序的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苏轼开创文人诗、书、画结合一代新风。其代表作《枯木怪石图》被视为稀世珍品。苏轼一生有很多发明：东坡帽、东坡扇、东坡肉、东坡鱼、东坡茶、东坡酒、东坡砚等。苏轼好美食他一生发明了东坡肉、东坡饼、东坡羹等60多道著名菜肴。苏东坡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他把五代时一种帽子改造成戴摘方便的高筒短檐帽，时人将苏东坡的这种帽子称之为“子瞻样”、“东坡帽”。逢节日几乎青一色的子瞻帽流动于大街小巷，很是显眼。“盖元祐之初，士大夫效东坡顶短檐高桶帽，谓之‘子瞻样’。”苏轼筑苏堤。元祐四年苏轼知杭州。由于西湖长期没有疏浚，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苏轼率众疏浚，动用民工20余万，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把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名曰“苏堤”，是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苏堤春晓”。标签三天生乐天派苏轼是一个天生的乐天派，他在剧烈的政治波折中历经宦海沉浮、牢狱磨练、三次被贬，非但没有被生活的艰难困苦所打倒，反而使他的内心慢慢趋于冷静而脱俗，令他的性格变得旷达而超然，也让他的人生境界达到另一个高度。他一生中最惊险的一幕是在神宗元丰二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新党陷害入狱，新党人欲将其至于死地。狱中的苏轼最初惊荒不已，深知此次凶多吉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天生乐天”的心态又占据上风，安然食宿。一天晚上苏轼已经睡着了，忽然牢门打开，一个新犯人被送了进来，苏轼也未加理睬，继续睡自己的觉，不一会便鼾声如雷。到了四更天苏轼被那个新来的人犯叫醒，那人连声对苏轼说：“贺喜学士，贺喜学士！”，苏轼被说的莫名其妙，忙问怎么回事？那人却说：“您只管睡觉便是。”说完拎起包袱就走了。原来那个太监是神宗派来观察狱中表现的，听说苏轼坦然入睡，神宗高兴地说“我早就知道苏轼心中无事，心里没鬼”。最终吉人自有天相，苏轼入狱五个月后在多方力量的营救下最终免于死罪，被贬黄州。在黄州他写下了最能体现他乐观面对困境的是那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一蓑烟雨任平生，象征苏轼一生所遇的人生的风雨、政治的风雨，但任凭这风吹雨打，苏轼大吼一声“谁怕”！我自归去，哪怕前路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首词自是苏轼一生乐观的最佳注解！标签四有气节的士大夫纵观苏轼的一生，三起三落，颠沛流离，但他穷达如一，始终坚守直言敢谏、爱国爱民、清正廉洁的政治操守。正如他在《杭州召还乞郡状》中所说的那样，“守其初心，始终不变”！在宋神宗一朝，重用王安石推行变法，苏轼最初也是反对变法的，极论新法不便。于是新党攻击他，以致外放，甚至因诗获罪，差点死在狱中。但在新党失利，旧党启用苏轼后，苏轼也反对全部推翻新政，主张“参用所长”，招致旧党“台谏诸人”与之为仇。于是他受到新党、旧党左右夹击，不安于朝。在新旧两党党争中，苏轼不做骑墙派，不阿谀奉承、直言敢谏，屡受排挤。自知不容于朝，在元祐六年接到承旨召还的圣旨后，苏轼三次上疏辞免翰林学士承旨，皆未获准。于是苏轼再上此《杭州召还乞郡状》，极力表达自己乞求外放之心。他在文中感言“臣若贪得患失，随世俯仰，改其常度，则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终不变，则群小侧目，必无安理。”在朝堂，若继续坚持直言敢谏，则朝堂上的小人必然不快，朝廷也无法安宁。作为有气节的士大夫，苏轼宁愿成全自己的坚守与初心，在地方上为官，为百姓办点实实在在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