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和林徽因的关系

林徽因1904年生人，比徐志摩小了八岁。

她于1920年随父林长民去英伦游历，当时只有16岁。作为有远见的社会活动家，林长民也有他的考虑：“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要汝多观察诸国事务增长见识，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繁琐生活，俾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和能力。”正是在英伦，让林徽因遇到由美赴英的徐志摩。毫不掩饰的说，徐志摩是作为“叔叔”进入到林徽因家庭的，林长民是一个非常浪漫、敏感、有爱国热情、有表现力的人，这些性格特质和徐志摩很接近，所以他们碰到一起，很快就成为好朋友，徐志摩也就成为林家的常客。在国内时林长民不在家的时候，徽因把家庭管理的有条不紊。而与其谈论一些社会问题时，她表现出的敏锐的洞察力和独到的观点也让林长民大为欣赏，所以连林长民也不得不感叹道：“做一个天才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天伦的辈份，先做到友谊的了解。”很快秀外慧中的林徽因便引起了徐志摩的注意，而徐志摩俊朗的外表、风雅的谈吐也让林徽因深深着迷。徐志摩天生的诗人气质表现为炽烈，崇拜爱与美，现在他发现了林徽因，他认为他找到梦寐以求的东西，找到了创造的原动力。和这样一种前景相比，他对妻子和孩子的义务就轻如鸿毛了。情窦初开的林徽因对她的第一次感情也是非常痴迷和好奇，她们经常通信，她们很愉快。徐志摩的热情、性格、学识给徽因打开了一个新鲜的窗口，所有的这一切都让徽因兴奋不己。对于徐志摩炽烈的感情，林徵因感觉到由衷的开心，但她一直很迷茫这究竟是不是爱。年幼的她憧憬的是和她年龄相仿的，没有婚恋背景的青年才俊在一起，可是那个人一直没有出现，出现的是已经结过婚的徐志摩。事隔多年以后，林徵因对英伦生活有过这样一段回忆：“…我独自坐在一间顶大的书房里看雨，那是英国的不断的雨。…理想的我老希望着生活有点浪漫的发生，或是有个人叩下门走进来坐在我对面同我谈话，或是同我同坐在楼上炉边给我讲故事，最要紧的还是有个人要来爱我。我做着所有女孩做的梦。而实际上却只是天天落雨又落雨，我从不认识一个男朋友，从没有一个浪漫的人走来同我玩——实际生活所认识的人从没有一个像我所想像的浪漫人物，却还加上一大堆人事上的纷纠。”对于徐志摩和热烈追求和林徽因甜蜜的困惑，林长民完全看在眼里。他们父女关系很好，无话不谈，尽管他们均对徐志摩颇有好感，但是林长民还是考虑的更多。徐志摩可以成为好朋友，但是当女婿的话，林长民则甚觉不妥。其实早在1919年，他和梁启超就曾口头约定允诺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姻缘，并且对她们两人正式做过介绍。只是因为他们年龄太小，想等她们长大后再自己决定。而张幼仪的二哥张君励与他们正在欧洲一起游学，也是梁启超的学生，同属一个文化圈内的朋友。如果插足徐志摩的婚变，既有负梁启超，又愧对张君劢，也是对自己女儿的不负责任。所以年幼的林徽因对徐志摩的热情非常感动，并也有所回应。但当徐志摩想要把这种感情进一步发展的时候，深爱他的林长民和林徽因都表示了退却，他们显然认识到那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林长民给志摩的信是这样写的：“志摩足下：长函敬悉，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ery（嘲笑），想足下误解耳。……友谊长葆，此意幸亮察。敬颂文安。弟长民顿首十二月一日。徽音附候。 ”就这样林长民为徽因给这段感情划下了一道休止符，于1921年10月，带着林徽因回国了。林徽因回国后，就让梁启超安排去北京培华女中读书，直到1923年毕业，考取了半官费留学。提到梁启超则要多介绍一下。梁启超在清末和民国时期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在本文中他还是徐志摩、胡适、王赓、张君励的老师，是梁思成的父亲，是林长民的挚友。而就是林长民和梁启超两个，他们联手干的一件事件，对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1919年，梁启超得知巴黎和会要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时，急电国内时任外交委员会委员的林长民，林长民马上在5月2日《北京晨报》上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大声疾呼“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以唤醒民众。直接引发了“五.四运动”爆发。其时正是社会风气大开，急速转型的年代，他们积极投身于爱国洪流之中，同时也期望培养中西合璧的全新的儿女。1923年1月，林徽因和她父亲同梁启超正式约定两家婚姻，林家希望立即订婚，但梁启超出于学业方面考虑，则主张订婚之前必须先完成学业，订了婚就要赶快结婚。换句话说就是希望林徽因和梁思成先去美国留学，然后再正式订婚结婚。最后他们采纳了梁启超的意见。梁思成正好清华大学八年毕业，可以利用庚子赔款奖学金到美国深造。可是很不巧的是，在5月份，梁思成骑摩托车遭遇车祸导致骨折。造成的后果是左腿比右腿短一截，而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一辈子跛足和装设背部支架。在住院期间林徽因常常去病房探望，热心的谈话安慰思成。并且对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建筑达成了共识。原来林徽因在伦敦有一个朋友总在画板上画房子，她在她朋友的描述里知道这是一种把日常的艺术创造和实际用途结合起来的事业，当即确定这正是自己喜欢的职业。而梁思成也正在朝着这个方面发展，所以正合她的心意，而能一起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建筑，也就对促成他们的婚事大有帮助。但也因为梁思成的车祸，去美国留学也只好顺延一年。徐志摩又在英国剑桥呆了一年于1922年10月回国。这时候他已经和张幼仪办好了离婚的事情，并且登报声明，在社会闹的沸沸扬扬。1923年，梁启超看到徐志摩做事荒诞不经，颇不符合自己心意，为了谴责徐志摩，也为了保护徽因和思成，就给徐志摩写了这一封非常著名的长信： “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痛苦，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与弟将来之快乐能地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亦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想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贴也极难，所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生而已耳。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吾侪当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忧悒佗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矣，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而不能自拔，呜呼志摩，无可惧耶！无可惧耶！”而徐志摩则毫不畏惧，据理力争，也写了一封著名长信以回复：“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险？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嗟夫吾师：我尝奋我灵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热满之心血，朗照我深奥之灵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辄欲麻木其灵魂，捣碎其理想，杀灭其希望，污毁其纯洁！我之不流入堕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污，其几亦微矣！”1923年起，徐志摩进入了事业的初创期，他参与发起成立“新月社”，并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在北京大学英文系任教。林徽因在培华女中毕业后也投身入新月社中，发表了一批诗歌、短篇小说和散文。 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中国访问，泰戈尔曾经获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在印度被称为圣人。他在中国逗留了七个星期的时间里，四处演讲并参加招待宴会，受到知识界名流的热烈欢迎。而常常伴随泰戈尔左右的随从翻译就是徐志摩和林徽因，当这对出色的青年伴着一个高个子、白头发的圣者在一起出现的时候，他们也成了公众人物而传为一时佳话。在一次宴会表演的英文剧中，徐志摩和林徽因分别饰演爱神和公主。更为他们增添一份浪漫色彩。徐志摩对林徽因依然迷恋，但泰戈尔的离别让他感到一种特别的辛酸。他对泰戈尔说他仍然爱着徽因并让老诗人本人代为求情。尽管林徽因感受到徐志摩对他的爱意和人格魅力以及诗歌带给志摩相当大的声望，但是她并没有动心。泰戈尔临行时为徽因留下了一首小诗：天空的蔚蓝，爱上了大地的碧绿，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哎！”尽管如此，但林徽因面对徐志摩对自己炽热的感情，也很是感动。她在一个晚上坦诚的向志摩讲她要和梁思成出国留学的计划，并希望志摩能够忘掉她。但痴情的徐志摩还是有些魂不守舍，在1924年5月20日给徽因一封没有发出的信中是这样写道：“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麼话，我已经好几次提起笔来想写，但是每次总是写不成篇。这两日我的头脑只是昏沉沉的，开著眼闭著眼都只见大前晚模糊的凄清的月色，照著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地向荒野里退缩。离别！怎麼的能叫人相信？我想著了就要发疯，这麼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林徽因还是走了，就是在2004年6月，林徽因、梁思成同往美国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