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雎不辱使命》是真是假

假的！唐雎是否带剑而入呢？根据当时的法律，使臣上殿禁止携带武器，所以还演绎了许多荡气回肠的故事：荆轲刺秦王把匕首藏在地图当中，专诸刺王僚更是巧妙，把匕首藏在鱼肚子里。

唐雎长长的剑自是匿之不住。难道是秦王狂傲到了极点，任由使者携剑以示气度？这种侥幸之说恐怕难以站住脚。故事发生在公元前225—公元前221年间，秦王早已有过前车之鉴：蔺相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荆轲视死如归、大义凛然（《史记·刺客列传》）。虽然说堂堂秦王，蛮横骄纵，但绝对不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断不会有如此举动。那唐雎“挺剑而起”时该不会是使秦王之剑吧？秦法虽然规定“群臣、使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但秦王本人不在此列。秦王倒是有剑的，可诸位不要忘了，唐雎前来乃是“秦王不悦”之后，是想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亡国危机的。秦王会把一区区小国使者放在眼里吗？即便接见，也只能殿下侍候。因而唐雎根本没有接近秦王之机会，拔出秦王之剑无异于痴人说梦。既然如此唐雎的剑到底从何而来呢？该文出自《战国策》，我们先来看一看《战国策》吧。它是一部介于子、史之间的古书，主要记录战国时代以纵横家为代表人物的思想言论、外交辞令和政治主张，同时也有一些历史事实。其中历史记载有的是民间传说，有的引寓言故事。评论家吴小如在《古文精读举隅》中谈到，《战国策》并非全部实录。蔡守湘于《先秦文学史》中所持也是“记言记事具有艺术虚构”之论。马积高、黄钧在其《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则明示，《战国策》是史家之笔兼策士之辞，“为了耸人听闻，游士的言词有夸张渲染和虚构的特点”。《战国策·魏策四》之《秦王使人谓安陵君》（课文节选于此）是一篇游士说客的文字，唐雎也作唐且。秦王称天子之怒是“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唐且则称布衣之怒为“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秦王只好“长跪而谢”。《战国策》就是用这样惊心动魄的场面，敷张扬厉的语言，来突出唐且作为布衣之士的英雄气概——这类夸张和近乎虚构的笔墨，使文章自身失去了信史的作用，增加了历史散文的文学色彩。朱东润先生认为：唐雎胁迫秦王之情节当出于虚构，不能视为真实的史料记录（《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历史上的安陵国是一个方圆五十里的附庸小国，正史对它的灭亡几乎没有记载。《资治通鉴·秦记二》则说，“二十二年，王使人谓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地易安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