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邦额的文学成就

和邦额文学才份很高，又有少年时代遍游西北及东南地区的经历，视野与学识都相当地丰富，这为他的文学创作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居京期间他又与永忠、墨香等人组成的满族文人群体有过十分亲密的交往，更为他的创作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氛围。据记载他不仅创作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文言小说集《夜谭随录》，还撰有诗歌集《蛾术斋诗稿》和戏剧作品《一江风传奇》。可惜的是后两部作品现在都已经失传了。现存永忠《延芬室诗稿》稿本上，有和邦额署名写的眉批多达二十五条。和邦额也将其诗集《蛾术斋诗稿》送给永忠评阅。永忠为此在《延芬室诗稿》乾隆五十一年(1786)稿本上，写了一首《书和界园邦额蛾术斋诗稿后》，对他的文学修养以及成就大加赞赏：：“暂假吟编向夕开，几番抚几诧奇哉。日昏何惜双添烛，心醉非是一复杯。多艺早推披褐日，成名今识滴仙才。词源自是如泉涌，想见齐谐衷衷来。”永忠还在诗中写了三条注文:“奇哉”一词后注云:“奇哉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出内典。”诗的第五句末注云:“先生绮岁所填《一江风》传奇早在舍下。”全诗末尾注云:“苏文如万解泉不择地而出。”具体地对和邦额在诗词、传奇和文言小说创作上的才气和成就进行了赞赏。 《夜谭随录》是和邦额的文言小说集子，是他唯一保存完整的作品。全书一百四十一篇，为其倾注半生心血精心结撰之作。(康熙字典》引《五音集韵》释“闲”云:“智少力劣。”和邦额以“闲斋”为字，大有自谦之意。而“蛾术”即“蚁术”，是为勤学之喻。他取“蛾术”为斋名，很能见出其一生寻寻觅觅于搜奇、孜孜不倦于著述的可贵精神。自少年起和邦额便喜听奇事趣闻，乐于搜集记载，《夜谭随录》中多有体现。《香云》篇谓其十五岁随祖父人闽时，“月夜沽酒，聚舟人而饮食之，碑各述见闻离奇怪诞。”《人同》篇谓其扶祖捺由闽人都时，“对月当风”，向老仆“询塞外风景及所见闻。”而在咸安宫学习期间，又常听教习及同学谈狐说鬼，（《夜谭随录》卷之十二《阮龙光》及卷之六《夜星子》）平时也爱“闲览《太平广记》及志异诸书。”（《夜谭随录·请仙》）他在《<夜谭随录>自序》中甚至明言:“每喜与二三友朋，于酒筋茶榻间灭烛谭鬼，坐月说狐，稍涉匪夷，辄为记载，日久成轶，聊以自娱。”长年的搜集记载，并加以整理再创作，和邦额于四十四岁时将之付梓，成为了当时众多文言神怪小说中有自己的创新和特色的珍品。和邦额对文言神怪小说，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他一反历来神怪小说作家所秉承的“发明神道之不诬”的写作态度，强调自己“志怪而不悖其理”的主张。他所谓的不悖其理，其实是要求小说的真实性，这个真实性在于“理”。他在《自序》中说:“子不语怪，此则非怪不录，悖矣，但是意不悖也。夫天地至广大也，万物至纷绩也，有其事必有其理，理之所在，怪何有焉 ”他肯定怪，但认为怪须贯穿理，而在小说创作中务求传奇性与真实性统一。这一点与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不无关系。和邦额一生受其祖父影响甚大。自小跟随祖父转宦南北的人生经历，使他积累了极其驳杂的社会见闻，给他的小说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素材来源。整部《夜谭随录》题材涉及面十分广阔，故事的地域特征格外明显。他对异族风尚习俗、异域旖旎风光、异地特产奇物的描摹展现，是其它任何文言小说所不能与之相比的。它写粤西的癫犬、吐鲁番的獭;它写巴里坤的度气、澎湖的惊涛;它写滇南的山水、平阳的窑洞……各地的胜景名物、风情理趣几乎无所不包而奇异班驳。它还反映一些地区“兄死妻嫂、弟死妻其妇”的陋习恶俗，记述“断袖之癖”、“龙阳之好”之类的秽事丑闻，诸如《碧碧》、《异犬》、《刘锻工》等篇。另外和邦额曾长年居住北京，小说中记录了不少北京的奇闻趣事，使作品具有浓郁的北京乡土气息。比如《三官保》一篇，和邦额在文言中巧妙运用北京口语，把两个土生土长的北京满族旗人打架斗口的情景写得活灵活现。由此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称其《夜谭随录》“记朔方景物及市井情形者特可观”，确为的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