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读后感范文3000字

关于西方文学的来源，好像有种说法是脱胎于吟游诗人的说唱故事。而中国史官的来源却很明确，是探查宿命的星官。我觉得严谨的说来，《史记》还是不太好作为纯粹的文学作品来分析的。虽然她在文笔上有文学性，也可能确有作者个人主观意图的表露，但其根本目的依然是对既成事实的收集与记载（不管获得的历史资料是否真的是“事实”，至少史家总是努力寻求的）。

一方面，大型通史的史料来源是数代人的集体记忆，另一方面，即使整理者是史家个人，但其读者主要针对的也并不是大众，而是当时的政府与高级知识分子阶层，目的是以史为鉴。所以史书必须把“果”的详尽展示放在首要位置，并予以最大尊重，至于“因”，以及“因”与“果”的联系，那可以由读者来分析推测，史家有参与探讨的自由，但并不是他的责任。而除历史小说外的文学作品正相反，即先有创作动机的“因”，后有内容的充实“果”。正是本着这个实际的出发点，正史书还是不能当作一种发自个人的心灵诉求的“创作”来看待的。

和《左传》《资治通鉴》等可信度较高的编年体史书相比，《史记》之所以显得更有文学性，因其开创了纪传体形式，对历史人物的描述方式是跨时间维度的单独列传。所以司马迁不得不对人物的人生历程有一个线性的展示，凡在当时得到公认的重要事件以及结局，他要设法以一种宿命的方式连接起来，并把当时别人对该人物的说法填充进去。即使在这个“连接”过程中有所发挥，那也是要参考一下是否符合当时的普遍看法。从《太史公自序》里对自己年轻时四处游历的描述，以及对继承史官父亲遗志的强调，就可以联想到司马迁所秉承的著书态度。

那《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伍子胥列传》、《魏公子列传》、《淮阴侯列传》、《刺客列传》等名篇里，怎么看待司马迁对部分事件的大篇幅化以及对私人对话的详细描写呢？我觉得司马迁是有一定发挥，但依然是有具体依据的。首先，作为史官能够查阅到的史料在当时肯定是全国最丰富的了，其次，当时对历史有所了解的人也不只一两位，而是文人卿士阶层普遍的知识储备，民间对感兴趣的历史人物还会有各种传说，所以对一个事件的描述往往可以有很多种途径获得，而且在司马迁接手前应该已经开始文学化了。而司马迁要做的就是，拣选出其中比较能贯通人物的宿命感，并符合当时人们的思考逻辑的那些史料与说法。

譬如，司马迁对项羽，陈胜，刺客，游侠的部分肯定，对当朝的高祖刘邦的缺点展示，似乎在二十四史里后无来者，实际与当时儒家还未成为统治性的社会观念有关。当时的社会本来就还残留着重义好侠的风气，况且武帝时期距离秦汉之际也就百年上下，是司马迁上三代至四代的人所亲历过的。所以，刘邦的阡陌出身与大大咧咧，项羽的赫赫战功与威慑力，还在当时老一辈人里记忆犹新，这就像我们对建国初期乃至民国时期的回顾依然是一种集体记忆，即使是传说故事，仍然是一种“集体传说”，而司马迁便是这一“集体传说”的汇总与记述者。如果有很多细节是他虚构而与“集体传说”不符的话，当下就会引起广泛质疑，不可能得到长期的认同。只不过西汉对社会的思想禁锢还不算严酷，《史记》也还是半官史，半私史性质，所以“官方善恶史观”的味道还不浓。

又譬如，《刺客列传》作为对社会下层人物的事迹描述，照理除了刺杀过程外，其他细节尤其是人物间隐秘的对话应该是不容易流传下来的，可司马迁依然对每个刺客都有比较清晰的人格展示，这似乎有点传奇的味道。但要考虑到他们的刺杀对象都是当时处于社会顶层的统治阶级，因此社会影响大，各个阶层的人都会有所震动。尤其是民间底层的弱势群体更是会对他们的勇气倾慕有加，从而使他们的事迹能够长期经口头流传，并让其性格描述越发完善，英雄色彩越发丰富。而荆轲刺秦（前227年）虽是战国末期，却离武帝时期（前141~87年）才百年左右，刺杀的又是未来一统天下的始皇帝，这就像西安事变一般是妇孺皆知，太脍炙人口了。各种正史、野史乃至传说性质的史料来源自然是多如牛毛，层出不穷，完全足够司马迁拣选整理出一套相当完整的线索了，此即典型的较有可信度的“集体传说”。

因此《史记》中绝大多数的篇章依然是对人物事件的记录，除开修辞造句方面的文学形式外，其叙事上的文学性则多是历史的结晶，而非纯粹个人的文学创作。对于战国末期到武帝时期，由于史料较丰富且口耳相传，则人物故事既详细生动又比较前后一贯。一些人物的名言与慷慨悲歌不管真实与否，应该也是在社会上早已流传的了。而越往远的年代推，如果史料与传说已残缺破碎到无法把人物描述前后贯通了，则司马迁就会提醒读者是否为传说故事，并会把不同说法罗列出来。只是在春秋至战国初期这一最容易把传说与史实混搅的尴尬时期里，可能司马迁自己也把一些传说故事当作信史来看待了，才会难得出现像“赵氏孤儿”这样的在过程上有相当虚构性的“完整故事”。

当然，司马迁毕竟是人，而且是史家中少有的经过了极残酷的肉体打击后继续挣扎着活下去的精神破缺者。由于时代与个人条件所限，他没有为抒发内心的悲愤而专门去创作一套完整的文学作品（当时承担这一任务的文学形式主要是诗歌）。但在对大量史料的编篡整理中，当遇到一些历史人物的具体细节与他的人生经历与心理挣扎有强烈的共鸣之处时，他确实会进行偶尔的大肆发挥。

譬如，在《伯夷列传》里，对司马迁对伯夷叔齐的事迹叙述只占了小部分，却罕见的用更大篇幅表达了自己对所谓无德者多安享富贵，有德者多遭遇灾祸这一“不可胜数”的现实的感叹，乃至发出了“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这一强烈的质疑。这显然是对自己和李陵的遭遇的映照。

而“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这段更是一副与古人同病相怜的心理写照！并隐含表明了自己要为“同道人”著书立传而扬其名于后世，由此，通过这种精神上的相互扶持而为自己对现实的悲愤给予一定的慰藉。

含有个人情绪流露的最典型例子则莫过于《淮阴侯列传》里蒯通对韩信一而再，再而三的游说细节了。这段两人间屏开左右后私下里游说“反汉”的文字详尽地竟然达到千字以上，在《史记》里显的尤为醒目！显然有着司马迁特殊的寓意。

蒯通先是从客观的角度来对天下大势进行分析，提醒韩信拥有鼎足天下的良机。韩信表示感怀刘邦的知遇之恩，不忍背信弃义。

于是蒯通又举出大量的实例对君臣关系进行分析，警示韩信功高盖主必遭猜忌，过去再有君臣之恩、亲友之情、朋友之义，都难免在利益面前彻底翻脸，化友为仇。终于发出了“野兽已尽而猎狗烹”这一名言。这段游说对读者而言针对的已不只是韩信与刘邦两人间的关系，而是借蒯通之口大胆揭示整个君臣体系的本质所在，明显带有司马迁对个人际遇的强烈感悟了。

而韩信依然犹豫不决。于是，蒯通干脆从主观的角度把他对事成者的观点和盘托出。“故知者决之断也，疑者事之害也，审豪氂之小计，遗天下之大数，智诚知之，决弗敢行者，百事之祸也。”什么仁义道德都是次要的，关键是抓住机会，当机立断。说到底，有野心，敢行动，抢占实际利益才能成大事。这无疑把掌握生杀大权的统治者的本来面目与成功秘诀彻底的揭露在读者面前。

由此观之，司马迁之所以用这么多篇幅详述了蒯通的游说内容，一方面对韩信有着相当的同情，为他错失良机而可惜，另一方面更是用春秋笔法对统治者的阴暗面进行了一次愤懑不已的揭露。

作为一个史官，更由于在人生后期作为一个没有人身自由的宫人，司马迁实际是没有进行个人文学创作的自由的。所以他唯一留下的私人文字《报任安书》才如此珍贵，其中的肺腑之言才最具文学味道。而后来的正史著者，尤其从唐朝开始，要么是吃官饭的，要么直接就是当朝上层官员，从内容的灵魂上讲，与文学精神可说是两不相干了。

传奇，戏曲，历史演义故事乃至汇合而成的小说作品由于服务的对象不再只是士大夫与统治阶层，而是包括了平民在内的各阶层人群，很多作品也先是以手抄的方式私下流传，这才开始了作者的个性化和针对读者的商业化，其故事性才更值得研究，也更容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