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读后感

对历史题材的书籍，我的要求是通俗易懂，读史亦是读小说。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带给我的就是这种轻松惬意，以及诸多意外惊喜。全书五万七千字，高度精炼概括了自鸦片战争(1840年)到抗日战争前夕(1937年)中华民族的百年历史，没有史料堆砌，没有华丽辞藻，主题鲜明，史论兼具，先生娓娓道来，情真意切。

本书成于1938年。1938年的中国，处于抗日战争初期，中日战场连连失利，内忧外患，民族存亡危在旦夕。而此时，蒋廷黻先生(1895-1965年)结束了两年驻俄大使任务，即将奔赴行政院行政处履新，于炮火纷飞的汉口作短暂停歇，在此两月间完成此书。深感国家举步维艰，作者通过对中华民族近代历史的强烈反思，积极探索着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字句间无不彰显其作为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

十九世纪初的中华民族依旧沉浸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国人傲慢、自大、守旧、愚昧。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大炮强行撬开了国门，“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自中英《南京条约》始，启动中外不平等条约签订模式。比起鸦片战争的失利，作者更痛惜于鸦片战争之后，道咸年间的国人并未痛定思痛，依旧坚守着落后愚昧，意淫于“天国”梦想，丧失了最好的二十年发展光阴。“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

彼时中国的出路，在于近代化，近代化之路在于科学化、机械化、民族化。对于习惯了八股文的举国的体制，科学化，机械化于当时的士大夫阶级(知识分子及官僚阶级)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作者对以林则徐为代表的道咸年间的士大夫作出这样的批判：守旧、自保、缺乏独立精神。林则徐是“禁烟运动”中的民族英雄，他在中西交往中较早意识到中国“技不如人，器不如人”。但是作者以为林则徐实在是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刚毅、正直，于西洋战事中百战百胜(而事实上，禁烟运动之后林已不再从事西洋事务)。另一个是作者心目中真正的林则徐，他意识到国之落后，彼之强盛，复兴之举唯有革新，却从不公开提倡改革(作者以林交予朋友的信件为鉴)。“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斗争。”作为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林文忠公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他人自不必说。

咸丰年间，中法联军攻占北京城，以恭亲王奕鱏、文祥、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士大夫阶级逐步觉醒，领导发起“自强运动”。以国防的建设为目的，步步推进，发展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相继成立了军械所、造船厂、学校、招商局等。1888年，光绪十四年，李鸿章成立北洋水师。作者高度赞扬了曾国藩及其他自强运动的领袖，但是旧社会旧制度，乃至改革者自身认知的局限性，“自强运动”带来的改革是不彻底的。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失利，也宣告了“自强运动”的失败。

作者探索式提出了“自强运动”的失败关键在于未进行彻底的制度变革。同时强调，只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体制才能实现一个民族自上而下，彻底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统一而政权不集中或集中而运用不大胆，不猛烈，则近代化虽进行而不能快。”作者期待一个如十八世纪沙皇俄国大彼得时期的专制体制，通过中央集权强力推行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大彼得的横暴，旧马斯哥的守旧势力是不可能打到的……他是俄罗斯民族的大恩人。”而同光年间的中国名为统一，实不统一。曾李左诸人的事业不是国家通盘筹划的事业。李鸿章虽在北洋背负创设新陆军和新海军的责任，但是他的财源仅靠北洋一隅，其他各省的协饷需靠李与其他督抚的私人关系。作者叹道“只有绝顶天才始能创造新事业，始能为民族行百年大计。”“但是这些天才，没有集中的政权作后盾，不知道历史上有多少被庸人和群众反对而消没了。”

通观全篇，蒋氏的《中国近代史》倾注了作者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思考，在内外战火交织，人民满目疮痍的历史背景下，艰难摸索着复兴强国之路。其间，好奇使然，读了《蒋廷黻先生回忆录》，了解先生西行游学，投身教育，再到临危受命、弃学从政的人生经历。《回忆录》字里行间，闪烁着一个懵懂少年到鬓白精英的笃志救国之念。文字是最善于妆扮的，但我也无需纠结于那浓妆掩盖下素颜的惨淡。总会有一些优秀人物，他们的存在是推动人类进步，推动文明发展的。所以在此，向那些有血性、有担当、有智慧的历史风云和精英人物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