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虚无》读后感

维克多·雨果曾经说过，一种思想一旦适应了时代，就有无比的力量。这正是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中，引用来定义存在主义地位的话。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主义既是一种出世的玄学，它带有鲜明的个人主义、抽象主义、唯心主义色彩；而它又是激情的行动哲学，大胆地宣扬自由，号召人去选择、行动，以此来决定自己的人生。也正是这种人道主义关怀的精神这使得存在主义，至少是作为它的一部分的自由选择论，能够上升至一种社会思潮，成为了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世人的精神支柱。

萨特的理论形成之初便是着眼于对现实的人的困境的分析，这困境最主要体现在后来萨特的小说《恶心》里，主人公那一系列钻牛角尖的“人对于无可溯源的‘存在’只能表现得无能为力、呆若木鸡”的困惑上。萨特有超越这种现实的强烈愿望。在30年代初，受到了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启发，又直接为海德格尔的“存在何以为存在”的主张所影响，萨特选择了从人的意识出发去研究人、人的存在和研究世界，并最终找到了一种排遣“自在的恶心感”的方法。存在主义高调地宣扬人的主观能动性，它告诉人们如何从荒谬的偶然存在中清醒过来，并跳脱出去。

30年代对萨特来说是人生的重要阶段。事实上，萨特成为法国青年的精神领袖正是在之后的40年代初。当时，在《恶心》之后发表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正与日俱增地扩大着萨特学说的影响力，同时期的萨特的戏剧《苍蝇》和《禁闭》的先后上映，无不是对其学说的通俗化演绎；特别地，加诸这些小说、哲学文章和剧本的是“花哨的法国式评注和某些当下事件，传达了隐藏着的对抗性”。这样一来，一方面，萨特似乎准备要为自己那“朦胧的成为左派和青年阵营中的分子的渴望”付诸一些实际行动了——正是在二战爆发之初萨特决定对政治介入，而1940年前他基本上是一个出世的、没什么政治主张的人；更重要的另一方面，他那富有挑战性和颠覆性的个人主义哲学迅速成为了一种现世最夺目的主张，为当时的人们打开了一扇亮窗。

存在主义几乎等同于一种信仰，那是对生命自由的信仰。萨特抛弃了告诉我们，人是注定自由的，而这种自由正是通过人的选择与行动被赋予意义的。如果一个人走上了敢于行动而富有勇气的道路，那么他就是自己灵魂的绝对主宰！这无疑是一个任谁听到了都会幡然醒悟的“正确的观点”，而它本身流露出的人道主义关怀和积极向上的风格，对于当时陷入战争的迷惘的一代人和之后的数十年间所有体验过极权主义噩梦的人们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试想当一个人觉得他是能够冲破禁锢了的时候，还有什么是值得畏惧的呢。

可惜的是，萨特向人们鼓吹的那种美妙的自由却不是唾手可得的。这一切更像是萨特标榜了一种“理想的人”应当有的“理想的生活世界”，浪漫却不切实际。

存在主义的基本命题从一开始就针对古典哲学的“抽象人学”，他们认为这种普遍人性论抹杀了人存在的主观性和丰富性，企图以完全相反的方法来建立自己的“人学”。

所以，存在主义本体论将存在定性为“自在的在”与“自为的在”。“自在”体现一种顽固的荒谬性，存在就是存在本身，别的什么都不是。它既是外部世界、物质的范畴，又不完全等同于我们所能理解到的物质。因为我们所理解的外部世界，已经加入了自我意识的作用，被人为地赋予了它意义。所以“自在的在”是完全被动的，例如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是不可溯源，绝对偶然的。“恶心”的哲学意义即是对于纯粹偶然荒谬的“自在”的反感：“我们甚至不能问一下这一切东西是那儿来的，也不能问为什么要有一个世界，而不是什么都没有——（《恶心》）”。与“自在”的荒谬不同，“自为”是意识范畴的，萨特强调“存在先于本质”，其中的存在是指“自在”，而本质，就是指通过意识追问和领会到的自身的存在。“自为的在”是积极主动的，它是指向自身又是与自身分离的对一切既定的否定，即，没有什么先验的自我，人他自己不断造就的一个东西。

然而从客观的角度、一个自在的角度，否定性似乎是不存在的，否定仅仅是存在于意识中，作为我们处理知识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说，否定似乎只是一是给事物打下的一个印记。否定只能显现于自为之中。能够说声“不”的必要条件便是皮埃尔纠缠着咖啡馆，或者说虚无纠缠着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