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语的暧昧性的原因

日本人不太愿意直接表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总是用一些似是而非的句型，如可能、好像、似乎、看起来、我了解了等。而且日本人出于礼貌和面子，即使想接受别人的帮助或邀请，也先要假惺惺地客气一番。如果对方坚持，才接受帮助。比如同事一起出去吃饭，一般是AA制。但有时不知是酒喝多了还是由于其他原因，有人会抢先买单。当大家问：是你请客，还是大家分摊？事主通常会模棱两可地哈依、哈依几句，直到大家将钱塞到他手中时，才乐呵呵地收下。

　　如果说，日本人的这种处事方式在本国可以行得通的话，在与其他国家的人交往时就会遇到困难。有一个日本人讲了一桩在美国遇到的事情：我从商店买东西出来，遇见开车的邻居好心要顺路带我回家，但是按照日本的习惯，我还是说'不需要了，谢谢您的好意'。性格直率的美国人以为我身负重担但却真的不需要帮助，便开车扬长而去，弄得我很是后悔。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对我讲了他的亲身经历，他刚到日本时条件不好，请一个日本同事帮助搬家，同事对他点头哈腰了半天并连连说：好，了解了。结果这位留学生在家里白等了两天也不见人来。后来他才知道，日本人根本没有同意来帮他搬家，他说的好，了解了只不过是表明他听到了，并不意味着他同意了，但他又不好直说。同样日本人到商店里去买东西，如果对产品不满意，不会生硬地说太贵了或我不买了，而是会委婉地说我下次再来。一次午饭后我邀请日本同事喝咖啡，对方不好意思直截了当地拒绝，便拐弯抹角地说了一大堆话：非常感谢。我非常想和你一起喝咖啡，但是我怕喝了以后晚上睡不着觉。其实当时离晚上还有大半天时间。

　　许多在日本长时间生活的中国人，也会不知不觉被日本人的表达方式所感染，而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表达方式和习惯，待人接物会比较客气，将请多关照、给您添麻烦了等客套话挂在嘴边；给刚见过面或根本没有见过面的人写信，也会说平素承蒙关照，在此深表谢意。

　　不仅外国人将暧昧定格为日本人的主要特征之一（最近就有两本中国人写的关于日本的书以暧昧为书名），就连日本人也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仪式上发表演讲，题目就叫《暧昧的日本和我》。大江健三郎在这篇著名的演讲中指出：我觉得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120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的两极之间。而我身为被刻上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

　　我们再来看一下办公室常见的情景：某经理生病没有来上班，或是上厕所不在，电话铃响了，要找该经理。在日本和中国一样，经理通常是不直接接听电话的。如果是在中国，秘书会说：经理不在，生病了(或是上洗手间）。如需要请留言。日本人首先会问是谁打电话，然后根据情况会说：经理离开座位片刻，是不是让他给您回电？或经理在开会，是不是需要留言？总之，要避免直接告诉对方经理生病或上洗手间这些令人不快或可能会被认为不雅的事实。有一次正好过了秘书下班时间，是经理接的电话。他下意识地说：不巧，经理正好离开座位片刻。岂知来电的是一个重要客户，经理只好被迫马上改口：经理就是本人。对方是一个直率的美国人，不解地问道：经理就是你，为何还说自己不在？但我发现在我所在的公司内，接电话时如果被呼叫的人不在，秘书或者助理通常不愿意接受留言或传话，而愿意要对方重新来电或让被呼叫者回电，以免错误地传递信息。也许日本人自己也体会到了日语中的许多暧昧之处可能产生歧义和误解。

　　而日语中特有的表达方法则非常适合这种暧昧，他们讲究的是以心传心。有的时候日语中的暧昧体现的是一种含蓄和委婉，特别是在感情方面，日本人比欧美人要来的婉转和暧昧。日本的公共场所经常会看到或听到远虑这样一个词，比如电车中使用携带电话时请远虑的告示。尽管这个词的第一层含义同中文中的一样，都是深思远虑的意思，但在这里却应该理解为请最好不要在电车内使用移动电话。日本人喜欢用远虑这样婉转的劝告型语气，来表达在其他语言中本应该用强烈和直接的语气来表达的句型，而远虑这样含混不清的句型恐怕只能适用于日本人。

比如中国的公共场所就开诚布公：机场内禁止吸烟、严禁随地吐痰、博物馆内禁止照相。换成日本人很可能会使用机场内吸烟请远虑、随地吐痰请远虑、博物馆内照相请远虑。中国人会误解为最好不要吸烟，或最好不要随地吐痰，博物馆内最好不要照相。那么尽管不是最好，但还是可以为之的。日本各地都设有赌场（扒金宫），尤其是车站等人流集中的场所。在赌场门口通常挂着十八岁以下者入场请远虑的牌子。那么究竟可不可以进去，只有青少年自己判断了。反正赌场方面已经履行告知义务了。某种服务设施坏了或餐馆关门，日本人会委婉地在门上挂上一块调整中或准备中的招牌，究竟不营业的时间有多长，谁都不知道。

　　不仅在语言表达上日本人非常暧昧，在面部表情上，中国人也会觉得日本人很暧昧、很难理解。如同日本传统艺术能剧中所表现的能面一样，非常难以琢磨。其中最容易遭人误解的是日本人的笑。日本学者柳田国男曾经说，日本人的笑分为许多种，甚至可以作为掩饰生气、悲伤、厌恶的手段。更令外国人不可思议的是，有时日本人在遇到逆境或挫折时，也会含蓄地一笑置之。新渡户稻造在其名著《武士道》中说：日本人在遇到最严峻的考验时，经常会有做出笑颜的倾向。笑容或许就是悲哀或愤怒的平衡锤。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在其作品《手巾》中就描写到一位妇女在面对其儿子的死时，竟然很平静地露出了暧昧的微笑。

　　通常，在中日学者共同撰写的著作中，就同一个问题和观点，中日学者各自的论述方法和特点也非常鲜明。中国学者往往高屋建瓴，首先推出一个大命题，然后再分点加以论述，在论证过程中又推出另外的小观点。而日本学者则更加注重论证的过程，力图通过比较周密、详尽的论述，去证明或让读者自己去推理归纳出某一个观点或命题。由于两国学者在方法论上的不同，往往给人的印象是中国学者的论文是结论大于论证，而日本人的论文则通常没有明确结论。而这一点正好体现了日本语言和文化的暧昧，他们更加习惯于将自己的观点和结论隐藏在冗长的叙述甚至是注释或附论中，造成了日本人的学术文章通常都附加有很长的、外人看起来可能并没有什么用的脚注和附件，而他们的学术观点很可能就潜藏其中。中国学者通常是强调个人研究和个人观点，而日本学者则更加注意集体的研究成果。

　　日语的暧昧和含糊在政治和外交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向自己的人民宣布终战，而不是投降或战败，但却将纳粹德国战败投降说成是降伏。在对待中国台湾的问题上，日本一直对中国大陆主张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明确立场，暧昧无比地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从来不肯明确表示承认。日本在国际社会上也给人十分暧昧的印象，这大概和日本所处暧昧地位有关：日本夹在东西方国家之间，既号称是东方国家，又极力想挤进西方国家的行列，两边都不想得罪。

　　日本众议院在2004年5月通过的《有事法案》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首先何谓有事，就是一个令人费解和玩味的词汇。有事只有名没有姓，没有明确的定语，与以前订立的《周边有事法案》不同，内涵和外延都很大，而且至少可以有以下三种解释：第一，日本发生了被攻击的事件；第二，预测到了可能被攻击；第三，预测被攻击后的后果。如此多重和模糊定义下的《有事法案》，可以很容易地把无事变为有事，为日本自卫队出兵海外埋下法律上的依据。

　　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日本人之间拥有共同的文化背景，而且彼此之间都不轻易外露感情和想法。日本人之间有着丰富和细腻的感觉，可以通过微小的眼神、语气的变化，甚至是肢体上的细微动作来传神达意。日本人甚至将他们这种特有的沟通方式和解决暧昧的通道称为以心传心或腹艺。如果不是从小在日本生活、受日本教育并长期同日本人在一起交流，外国人别想完全掌握腹艺这种非语言的沟通形式。一次与几个同事酒后闲聊，一位娶了日本太太并早已加入日本国籍的中国同事十分感慨地说：我来日本这么多年，尽管语言上与日本人早已没有障碍，但沟通却越来越难！这时候，这位同事的日本上司也正好借着酒劲儿，开始谆谆教导起来：不要以为你使用日语已经没有问题了，你同日本人之间的沟通其实才刚刚开始入门。言者无意听者有心。从此之后我同日本同事之间在谈论正经事的时候，尽量使用英语，避免自以为是，并在许多看似简单的事情上（开会地点、参加人员）不厌其烦地反复确认，直到明确无误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