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学的研究特点

在古植物学研究方面，他的课题涉及自原始的裸蕨类一直到高等的被子植物，领域甚为广泛，而尤其精于古生代和中生代植物群的研究。中国古生物志《华北月门沟群植物化石》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专著，也是研究东亚华夏植物群的重要文献。该书记述了华夏植物群的化石37属88种，其中的一些新属种被收入国际古植物学会编纂的法文版综合性巨著《古植物学论丛》。书中对瑞典学者哈勒（Halle）关于华夏植物群的经典著作，进行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引起了中国外学术界的重视。在这本书中李星学首次提出了华北古生代植物组合层序，即将华夏植物群分为早、中、晚三期，并将中期、晚期植物群各自分为A、B两期。这一划分在华北的煤田地质工作中至今仍被广泛引用。此专著曾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三等奖。他与叶美娜、周志炎合著的《中国东北吉林蛟河杉松早白垩世晚期植物群》（英文）记述了27属42种植物化石，是一篇关于中国东北白垩纪植物群的力作。在撰写《西藏古生物·第五分册》中，他起了主要作用，该书前面的两篇论文对发现在世界屋脊上的二叠纪华夏植物群作了较详细的研究，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为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作出贡献。此项工作是获得1987年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特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青藏综合科学考察工作的一部分。李星学不但精于对植物群进行综合研究，而且对一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化石植物作了精深的专题研究。如他的《东亚华夏植物群的鳞木类植物》和合撰的《中国西南地区早泥盆世工蕨化石》、《论薄皮木属》和《大羽羊齿植物生殖器官化石在华南的发现》（英文）等等。其中《论薄皮木属》一文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三等奖；《大羽羊齿植物生殖器官化石在华南的发现》一文的资料被收入国外英文和俄文版的古植物学教科书内，并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三等奖。他的古植物学研究工作，不仅在分类学方面有所探讨，而且在古植物地理学等领域也有精辟的见解。如《东亚石炭纪和二叠纪植物地理分区》（英文）一文中，他首次将华夏植物区分为南北两个亚区，这一划分得到了中国外学者的广泛引用。《青藏高原华夏植物群的发现及其二叠纪植物地理分区》（英文），引起了中国外同行的重视。1988年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第28届国际地质大会上宣读的《中国及邻区晚古生代植物地理分区》将全文在国际古植物学刊物上发表。他还对不同植物区系间的植物混生现象以及它们间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研究。如发表在国外学术刊物上的《论二叠纪华夏一冈瓦纳混合植物群》和《西藏南部和克什米尔的下冈瓦纳植物群之间的生物地层对比》都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专门从事古植物学研究的只有二三人，现在已数十倍于此数，古植物学科也有了迅猛发展。对推动古植物学在中国的迅速发展，由斯行健和李星学等编著的《中国中生代植物》和李星学与徐仁等编写的《中国古生代植物》两本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两本书总结了中国近百年来晚古生代和中生代植物的研究成果，对提高研究水平和普及古植物学知识作出了重大贡献。另外他与别人合编的《植物界的发展和演化》一书，以大量古植物学资料为基础，在中国系统地介绍植物界发生、发展和演化的历史事实和主要阶段，起到了普及古植物学知识的作用。为了推动古植物学的发展，他还不断著文在中国外评价中国的古植物学研究成果。在国际会议和学术刊物上宣读和发表了《30年来的中国古植物学》、《华夏植物群研究的新进展》和《亚洲华夏植物群研究近况评述》等文章，使国外学者较清楚地了解到中国的研究现状，有助于提高中国古植物学在国际上的地位。在致力于基础研究的同时李星学还在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讲授古植物学，同时也为一些单位培养了不少进修生，以至到联系、选派中青年同志出国进修等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从1963年起，他一直在带研究生。在他的悉心指导、严格要求和亲切关怀下，先后已有8名研究生完成了学业。其中5名获得了硕士学位，1名获得博士学位，现仍有1名在攻读博士学位。1985年以来，他与中青年研究人员一起一直承担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在完成课题的同时李星学严谨和勤奋的治学精神为中青年同志树立了良好榜样。1990年，李星学院士的学生、著名古植物学家孙革教授，为表达对恩师的敬意，将在黑龙江鸡西发现的，地层年龄1.3亿岁的古植物物种命名为“星学花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