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袍山的黄袍山古色人文文化带
人文景点有:一门三尚书--忠臣庙(方琼纪念馆)、北宋抗金英雄元帅岳飞之师--方琼墓地、黄庭坚退隐黄袍山的“鲁直第”、明朝进士汪润田故居、刘塘湖故居、夜珠窝“文定世第”、西汉初期张良创办的“伐桂书院”、幕阜书院遗址、华罗山寨古兵寨遗址、苦竹岭古关、楚吴古道、茶马古道、南虹桥、兰若桥等。是黄袍山里文人景区代表之一,位于黄袍山雷吼方家。由方氏后人方小桃等人士发起重修,原为忠臣庙,将军庙、福隆寺等,今天重建更名为方琼纪念馆。方琼纪念馆主要纪念北宋进士、兵部尚书、镇夷将军、抗金英雄方琼。另有敬奉进士及第、八番都元帅、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左阁丞相、方琼祖父方迪,进士及第、累官户部尚书、方琼父亲方琳等雕像。纪念馆前为水库,名“尚书池”,侧有石岩,名“将军岩”。方琼纪念馆依山傍水,风景区秀美。设置了庭院、正堂、停车场、亲水台等。汪润田故居又名润田大屋,一片明清式古民居,见证着历史的青砖黛瓦,掩荫在青山翠竹之中。润田村以汪姓为主。据载元末汪氏先人汪应龙由临县崇阳迁入通城。“捷足石下凹,落叶鲤港,复居润田。人丁族起科甲蝉联。”汪应龙第六代孙汪茂实号润田,村名由此而来。润田大屋门前一汪水塘碧波轻荡、游鱼可见。正大门上方高悬的“吏部主政”,透着古色古香。屋檐和石墙上,精雕细镂的麒麟等飞鸟走兽栩栩如生。跨门而入只见五重堂屋纵向相连,巨型石雕、横梁、木柱构造紧致,独具匠心,建筑的节点处看不到一根铁钉。汪润田故居面宽20米,径深60米,总面积约500平米,是通城县目前保存最完好的明代古建筑,已被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汪昌龙带我们来到第二重堂屋,顺着他手指的方向,高七八米的砖块上清晰地记录了大屋的历史:“明万历年间十一年正月,汪仁政、仁进兄弟修”。站在两重堂屋之间,踏着天井石板上的青苔,凝望历经岁月沧桑的“县丞”、“吏部主政”等古物,汪润田、汪宗翰等先人穿越四百年流光跃但是现……明初,风云激荡,汪润田经数载苦读,于洪武二十三年中举人。六年后他赴江苏吴江担任吴江教谕,开启了仕途生涯。建文三年汪润田升迁至南京应天府上元县,并三任知县。因“剖事立明”,最终官至四川按察使司。光绪庚寅年(1890年),润田大屋里另一位载入史册的士人汪宗翰高中进士。他不仅博学好古,还是一位爱民善政、忠孝两全的好官,在千里之外的敦煌留下了彪炳汗青的业绩。因不参与卖官之事而得罪皇族,汪宗翰“调补边缺”。他携老扶幼在大西北十几年如一日尽心履职。他精金石、通书画、善诗词,为保护珍贵的敦煌画像、经卷而呕心沥血。当敦煌受天灾欠收时,他变卖自己的书画作品救济灾民,并发动当地富人捐钱捐粮。斯人已去古韵犹存。数百年来汪氏先人的故事滋养了一方“耕读传家”的动力与自信。位于湖北省通城县塘湖镇黄袍山润田湾润田老屋。老屋乡亲们对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非常热情,黄袍山里特有的花椒黄豆菊花茶、村民们自种的花生都用来招待我们。老人伴坐而聊,告诉了我们,汪宗瀚不仅是一位清官,还是一位孝子,不论在哪里任官,都会将老母亲孝敬在自己的身边。由于地方经济欠发达,只有一些老人、小孩、和留守的妇女等。天真无邪的小孩子们围在我们的身边,总问着一些外面世界的情况,也许他们觉得除了黄袍山这方土地,外面就是她们爸妈工作的地方吧。据老屋村民介绍汪宗翰故居是在明朝进士汪润田原址附近重修的,而汪润田也是明朝时期的清官。这是一栋有3个天井、5重大厅的古建筑,横向还有一边3栋共7列的大规模的建筑群,原来是一个大家族所有,已经分为很多小范围的建筑,有的在原来基础上翻盖砖瓦房子,但是在不破坏原来木建筑格局的条件下改造的。老屋前门正上方悬挂有“吏部主政”古牌,老屋内正堂上还放有古“县丞”牌、古人像等。老屋内、大柱、木雕、土砖、石窗、泥瓦、石刻等至今保存完好。老屋前方是一处池塘,约800平方,屋后方是小山,山上竹林密布,小溪、古井、石径仿佛都在告诉我们,这一方水土的人杰地灵,历史久远。通城县黄袍山是一座神奇的山,有着太多的故事与历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探索。汪宗翰(翰,又为瀚)是湖广武昌府通城县(今湖北省通城县塘湖镇黄袍山润田湾人)。汪宗翰字栗庵,湖北武昌府通城县黄袍山润田人,精金石、通书画、善诗词。光绪己卯(1879)科举人,大挑拣选知县;庚寅(1890)科会试,中进士,钦点主事签分吏部(正六品),1893授侍中(正五品)。1896年调补甘肃镇县知县(实为贬职。甘肃学政叶昌炽在1902年8月5日日记中说汪宗翰“以吏部改官作令,签掣镇原,调补边缺,颇悒悒不得志”),加同知衔。辛丑(1902)兰州任乡试同考官,调补敦煌县知县,携老母幼子出关任职。甲辰(1904)大计卓异,赏戴花翎五品衔。1906调兰州,戊申(1908)调署华亭县事,接补张掖县知县。1909年复调吏部,晋封中宪大夫(正四品),又官至吏部待郎、内阁学士等,诰封奉政大夫(从二品)。汪宗翰是第一位真正发现、并懂得敦煌藏经洞中经卷、画像重大文物价值的清朝官员,是第一位对敦煌藏经洞中经卷、画像文物价值进行过研究的学者,也是最先对敦煌藏经洞中经卷、画像作出了了保护、封存贡献的人,更是首先真实向清朝政府汇报敦煌藏经洞文物古迹、并申请清廷政府妥善保管的官员。就是汪宗翰调往京城后,也一直没有忘记敦煌藏经洞中珍贵的经卷、画像,努力说服朝廷拨资金将文物运往京城妥善保管,通过汪宗翰等人的不懈奔波与努力下,终天不负有心人,于1910年,仅剩的一万卷经文、画像得以运京。汪宗翰为敦煌藏经洞中经卷、画像的封存、上报、最终说服朝廷运京,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试想一下,若是汪宗翰没调往京城任官,不努力奔波说服主要的官员,那些经文、画像又还能保留下多少在国内?)据《清朝进士题名录》记载,戊申(1908)调署华亭县事,接补张掖县知县。后复调吏部晋封中宪大夫(正四品),又官至吏部待郎、内阁学士等,诰封奉政大夫(从二品)。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罗华庆在《发现藏经洞》一书中,有写到时任敦煌县令的汪宗翰。原文为: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这是为敦煌带来辉煌与劫难的日子。住敦煌莫高窟下寺的王道士所雇佣的贫士杨某在磕烟锅时,偶然发现了一个封闭800多年的密室,大批中世纪的稀世珍宝重见天日。这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使敦煌成为世人瞩目的焦事点。我们又大量调阅了其他人写的相关著作与文章。王道士本名圆箓,一作元录,是湖北麻城人。王道士的墓志上是这样写的: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王道士只好碰壁而返。1902年,也就是发现藏经洞的第三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土,对金石学、书法、诗词也很有研究。王道士把希望寄托在这位有学问的知县身上,企盼着他能解决好藏经洞的保护问题。王道士再次登上了三宝殿,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汪宗翰取其中几件画像、经卷,其他命令王道士暂作封存。汪宗翰自己研究数日后,感觉这些文物古迹的珍贵,便将这几件画像和经卷托人带给了对很懂金石学的甘肃学政叶昌炽,一希望这位懂古迹的好友认真研究其价值,一方面也希望叶昌炽能够想到保护和处理藏经洞里大量文物的办法。叶氏研究后自是知道其文物价值之重大,就建议藩台将此宝物运往省府兰州妥藏。光绪三十年三月英甘肃布政司命敦煌县令汪宗翰就地“检点经卷画像”再次封存,并责令王道士妥加保管,不许外流。但王道士等清正清廉、颇有学问的汪宗翰于1906年初调往兰州,黄万春(云南省保山人)、王家彦、张乃诚等新县令上任之后,就一直私自将画像、经卷盗卖给斯坦因等人。就这样王道士不断地将这些珍贵文物卖往法国、英国、沙俄、日本等国的购买者,宣统二年(1910年),在敦煌文物运京保管之际,他又私藏若干。这批文物在运送途中,不断遭受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洗劫!在这个过程中,汪宗翰发现其文物的珍贵价值,也以实物和书信的方式上报了藏经洞的情况,在任期间,做到了“就地封存”。汪宗翰为发现文物价值、真实上报文物价值、妥善保管封存文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04年秋,敦煌欠收,民众作乱,县令汪宗翰一方面出售自己的画作、书法等作品,还说服当地富庶人家捐钱捐粮,以助灾民度过困境,一方面又号召当地百姓秋种自救等。汪宗翰并不因为由吏部贬职地方县令而意冷,而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因汪宗翰救灾政治有方,护文物有功,朝廷赏其戴花翎五品衔。刘绣衣名仕昌,字时亨,号塘湖,生于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庚子科举人,甲辰(1424年)科进士,登刑部宽榜,授陕西道监察史,后升任浙江副使,卒于明正统十年(1445年)。刘绣衣出生地狮子山大屋,系刘绣衣上辈所造,屋住刘氏一脉。东有假山花园,西有官厅,四巷八阁,错落有致。门前左侧是旗杆石,右边是寄马桩,雄伟壮观,威严显赫,可见刘绣衣当年的地位。刘氏后裔为纪念这一代名臣,于1994年,在刘绣衣出生地狮子山大屋重修了“塘湖故里”。瞻仰塘湖故里,高耸的飞檐,如桅似帆的马头墙仍在,故居门庭几经修葺依然屹立,一对威武的石狮分兵守卫着八字大门口,门庭上题有明朝宣德皇帝御赐的“清朝鸣凤”亲笔题名,笔力千钧;“代天巡狩”的匾额闪闪发光,如日月昭示后人奋进。“清朝鸣凤”是宣德皇帝赞誉刘绣衣为官清正,能够为朝庭清理朝政,保世间太平。其双亲及妻弟均受皇封,后历代均有州官显宦,皇帝并将乐化改为塘湖以示纪念。刘绣衣中进士那年,年底进京赴任,提前一天过年,如今,此风俗在刘氏家族中流传至今。跨入故里门庭,踩着明清时条石,拾级而上,漫步大堂,仿佛穿越宋元明历史,大堂全长42米、宽6米,分上中下三厅,九重连贯,上有雕梁画栋,下有石面奇文,大堂两侧一堵堵烧砖墙壁,默然伫立,似乎在缅怀一代名将刘鉴的战功;一扇扇老式木窗,吱吱呀呀,仿佛在诉说一代重臣刘绣衣的清廉。站在塘湖故里的内堂前,内堂正上方悬挂着刘氏历代祖先图,正中是刘绣衣的画像。内堂的右侧有着刘氏后人的家谱石刻,石刻上方悬挂着三幅照片,这三幅照片拍的是刘绣衣上朝朝拜用的象简,审案办案时用的仙德炉,以及一幅象骨象棋,这些文物目前已被有关部门收藏。睹物思人这三幅遗物照,见证着刘绣衣在位26年,当巡按理朝政的9500多个日日夜夜,也默默诉说着他严诉讼,斥权奸,斩贪官,平冤案,秉公执法的故事;更再现着他察陕西,按交趾,抚江浙,镇南京,保江安,平安天下的显著功勋。依依惜别狮子山村,几度回首,塘湖故里门庭上“清朝鸣凤”的亲笔题名,虽历经风雨,至今仍熠熠生辉,昭示着刘氏文武名臣的功绩与日月同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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